上片开头三句即直接发议论和感慨,说江北跟当日石、温辈所在的洛南一样,不是没有人才。可是时代变了,石、温辈能得到知遇,而税巽甫却遇不到。“不同者时”,语气干脆有力,愤慨之情可见。“赖交情兰臭”四句,转到叙述两人的交往和友谊,实则赞扬对方的品德、志向和才能。意思说,我们两人志同道合,气味相投,都把做官看得象轻云一样淡薄,更何况做官的得失也难以预料呢?“夜观”三句,进一步叙述他们交往的具体情况:两人曾在夜间一同在楼观谈论军事,在春日的郊原上凭吊古人,慷慨激昂地以千秋功业互相推许。这里赞扬税巽甫是位关心国家大事,有志报国的有识之士。也表示他之所以谋求出仕,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报国。他们“论兵”,足以表现对当时宋、金对峙局面的关心,对国势的担心。可是,这种人却不被任用,流露了对当局的不满。结句说税巽甫清贫如洗,行囊里只有诗作。这一方面赞扬税巽甫的高洁,安于贫困。一方面也说明税巽甫的潦倒。
下片开头写得非常别致。作为送别,诗人不是表示挽留,抒发惜别之情,而是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归去来兮”,似乎在催促对方归去,还带点庆贺的意味。这不仅仅指税巽甫,还包括诗人自己在内,是承上片“宦情云薄”而来。意思是说,你先回去吧,这是我俩的共同愿望。所以下面紧接;我已备置好远行的船,不久也要辞官归去。这句补充上面的意思,也是过渡。“正姑苏”四句,描绘想象中家乡的美好情景:现在正是吴中米贱酒甘,吴松江上莼菜鲜嫩,鲈鱼肥美的时候。这里用晋张翰的典故。词人与张翰同为吴地人,但归去的目的不同。张翰是“贵得适意”,而词人却以表面豁达的话语,表现内心的不满与愤慨,也是对友人的安慰。言外之意是说,像税巽甫这样有才能、品德高尚的人不被任用,可见当政者的腐败无能。这样的政府没有可以作为的。不如退隐吧。“我住”三句,进一步设想归去后,两人交往的融洽情景;我的住处和你一水相连,不妨经常趁着月色乘船造访。这里不写其他交往情况,而只写月夜乘船。一来是本地风光,显示了江南水乡的特点,二来是以月色、水光为背景,表现两人退隐后的闲适自在的生活情趣和高洁的友谊。最后又归结到送别,紧承前面的意思,提出:既然不久即将相会,那么,在长亭折柳送别时,又何必依依不舍呢?
这是一首类似“壮行色”的送别词,特点是不伤别,反而鼓励归去而诗人的矛盾表现在:一方面为友谋官不得而歉疚,另一方面又安慰对方不当官也罢,我马上也回去了。在平淡的措辞中,隐含着对现实的极度愤懑情绪。
这是柳永为宋仁宗祝寿而作的一首词。词人引经据典,搜尽《诗经》、《史记》、《汉书》、《宋书》等书中溢美之词,并将仁宗的诞生与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的诞生等而视之,极尽颂扬之能事。仿佛是在向世人证明,我柳永写《鹤冲天(黄金榜上)》而落第,不是仁宗的缘故;“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也不是在向仁宗发牢骚;“奉旨填词”,更不是对仁宗的不敬。恰恰相反,仁宗才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人。我要写出最美的祝寿词献给仁宗帝,既为报恩,也为洗冤!据考,柳永恰当仁宗亲政之第一年及第的,其受仁宗沾溉则无疑,三年之后,柳永写了这首词。由此可推知,柳永因所谓“薄于操行”,尝作“浮艳淫冶”之词而被“深斥”不第,决其事者应当为章献刘皇后而非仁宗。千年冤屈,柳永洗之。
极其美好的时光。电光旋绕北斗,星如虹流华渚,国运千载会当兴盛隆昌。进献全天下不同寻常的祥瑞。怀胎十月产期满,我皇诞生,皇图有继,普天同庆。金枝玉叶芬芳,五色云气升腾。并赐予祥瑞的天、地、人之灵眷顾保佑,秀挺英哲,足以掩盖前王。年年遇逢四月清和嘉节,赏赐全国举杯祝酒。
不论属国中原,都不远万里梯山航海而来。朝廷内奏起象征教平音和、君圣臣贤的舜之《韶》乐,如大禹时全聚各路诸侯。朝班如鵷鹭井然有序。附属国仰望宗主国,山也呼唤,鳌也鼓舞,遥燃香炉。我皇犹如尧帝,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仰望祝寿:祝我皇寿比南山,万寿无疆。愿崇高的皇位和帝王基业,与天地同长久!
《尊前集》此词归于李白。从词的内容风格看,接近敦煌民间词,可能是民间曲辞而托名李白的。《草堂诗余》前集卷下作宋末陈达叟词,《历代诗余》卷九作南宋陈以庄词,皆误。
词中“衡阳雁”,犹云南飞雁。雁是候鸟,秋来南飞,传说到衡阳为止,不过湖南衡山的回雁峰。“一行书”,用雁足传书故事。汉苏武出使匈奴,被放到北海冰雪中牧羊。汉昭帝派使者去要回苏武,匈奴诡称苏武已死。使者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射雁,雁足中带着信,说苏武在某大泽中。单于只得把苏武放回。又雁行排成“一”字,即一行书,这里语带双关,责怪丈夫人不如雁,雁有千声万字,他却一个字也不托飞雁捎来。
此词以思妇的口吻述说:秋雁打从作客北地的丈夫那边飞来,因此见雁思人。但是,雁能传书,他为什么不托大雁捎个信来呢?岂不是太薄情了吗?于是不禁转而怨恨起来,甚至气得哭了,发誓来春雁北归时也不给他带信。这种气愤和责怪,不免毫无根据,错怪对方,但却是情极而生,表明思念之深和悬望之切。要是一旦来书,不知该多么高兴和欣慰。词中痴语,怨语,实际上都是情语。从见雁起兴,到最后赌气罚咒,生动地表现了词中人物的心理和情态,使这首词富于民歌风味。
开首四句,即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自己亲历的事实,控诉了隋炀帝发动战争和三下江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隋炀帝在大业八、九、十三年曾三次东征高句丽,仅大业八年一次,就分十二路发兵一百一十三万余人,战死者不下三十万。接着,就以“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来说明这种灾难简直是接二连三。“龙舟”,隋炀帝南下江都时特制的一种大船,据《通鉴·隋纪》载,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共四层,上有正殿、内殿、朝堂及许多其他房屋。儿子被征去打仗饿死途中的余痛未消,自己又被征来拉纤,这已经够痛苦了,更痛苦的是也被陷入了九死一生的困境。
“方今”以下四句,即具体叙述自己所处的困境:当今普天下的收成都不好,路上的口粮简直没有一点点(“些小”),这一去路程有三千里,路遥无粮性命怎能保,恐怕是要死在路上了。“方今天下饥”一句,似轻实重,看似在解释“路粮无些小”的原因,实则已将普天之下民不聊生的境况概括反映了出来。看来,不仅是歌者陷入了“路粮无些小”,“此身安可保”的困境,大多数纤夫、普天下的百姓,怕也都要为无粮而丧命了。
“寒骨”以下四句,是歌者想像自己死后的情景:我的尸骨将被抛撒在荒郊野外,任凭风吹日晒;游荡异乡的孤魂,将在烟雾荒草间哭泣。家中的妻子,将因悲伤而哭坏身体;父母双亲将因盼我归去而望穿双眼。这是何等凄惨的画面。这虽是歌者设想死后的情景,但却是十分真实的。无论远征军士也罢,无论远行民夫也好,该有多少人暴死荒郊,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兄长饿死青山、全家悲痛欲绝的情景,他都是亲历了的。因此,对自己死后的情景也就描绘逼真。
“安得”第四句,是诉说自己惟一的希望。歌者已自料必死,且尸陈异乡,因此,他只希望能有个义气男儿,将他这无人认领的尸体焚烧,把他的骸骨运回乡里,把他的亡灵引渡回家。这歌者竟不作活着归来之想,而把能将骨骸运回作为惟一的希望,其情也可哀,其境也可知。这是他对“义男儿”的希望,同时也是对逼迫他陷入死亡境地的统治者的控诉。若无隋炀帝的重赋繁役,他何以必死。把人逼到将尸骨运回便算幸运,这是一个何等黑暗残暴的社会。
这是一首直接表达人民悲痛和愤恨的民歌。它全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控诉了隋炀帝给人民造成的灾难,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语言质朴凝重,情感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