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女子的相思离别之情，是一首伤春怀人之词，写得清新可喜，文意流畅。
上片直吐衷肠。首二句写睹物思人，别后余香犹在，红豆长系，以表不忘。“罗带惹香，犹系别时红豆。”罗带引来芳香，还系着相别时所赠的红豆。罗带和红豆都是象征爱情的信物，这里暗示着一对恋人的离别和相思，写得直截了当而又含蓄有味。末三句写相思之情，“泪痕新”写别情深切，“金缕旧”写别时长久，“断离肠”写相思痛苦。泪痕日日流，所以“新”；金缕花饰已无心收拾，所以“旧”；离别之情痛苦，所以断。这一“新”一“旧”，又暗示离别之久，相忆之深，再加上“断离肠”三字，更有分量。
此词一反先写景后抒情的通例，上片可以说是直赋别情，下片却转入景语，写眼前景，以景托情。“一双娇燕语雕梁，还是去年时节”，既是对往年此时两情融洽的怀恋，又是眼前景色的实录，暗喻着自己的孤寂；犹言双燕呢喃依旧，而人却天各一方。“还是”二字，影射着物是人非之意。于是引起词中人更深的回忆：“绿阴浓，芳草歇，柳花狂。”这是一派暮春的景象，其中的情绪似乎更加迷茫了。尽管这里不直接赋写离别之事，而将别恨寄寓在这“草歇花狂”中，由景物兴发的忆别情味很浓，达到言虽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此词具有词旨哀怨，色泽朦胧，语言精妙，意境深沉的特点。“绿阴浓，芳草歇，柳花狂”，是含有复杂情事的景语，用在全词的结尾，尤觉隽永。
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诗的首联写智藏乘舟漂流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华；颔联写智藏高深的佛法修为和与物同体的大悲精神；颈联写大师的修行境界，对于自我与国土都不再执着；尾联称赞了僧人的“雄猛”。全诗运用大量佛学典故，语言含蓄，结构谨严，感情真挚。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
这首小令，描画一位独处深闺的怀春少女，辞韶调雅，清丽可喜。
“不经人事意相关，牡丹亭梦残。”这两句是全词的总纲，同时，也是理解此词的关键。“人事”，这里有特指男女情爱的意思。一般“不经人事”的少女都是天真烂熳、无忧无虑的，可是词人笔下的这位少女，却已表现出一种与“人事”相关的情态。契机何在呢？下文给出答案：“牡丹亭梦残”!噢，原来她刚刚从“牡丹亭梦”中惊醒。“梦残”，即梦断。“牡丹亭梦”又何以能使一位“不经人事”的少女忽发怀春之意呢？这就必须弄清“牡丹亭梦”的含义了。汤显祖有《牡丹亭还魂记》传奇，是明代戏剧中的杰作，写的是少女杜丽娘游园归来，怀春成梦，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欢会，梦醒后，追思不已，因情而亡，后又为情而生的曲折故事。这位少女的“牡丹亭梦”就同于杜丽娘所梦，无怪乎她在“梦残”之后，也要表现出若有所失的情态了。 空锁春闺的少女，既然梦断难寻，也只能自嗟命蹇。所以接下来词人便着力刻画她的苦闷无聊。
“断肠春色在眉弯，倩谁临远山？”你看她颦眉蹙目，春情流露，不由人不生爱怜之心。但有谁来为她描画双眉呢？词人不禁为之感叹不已。“临”，临摹。旧题汉刘歆《西京杂记》载卓文君姣好，眉色若远山。故“临远山”即画眉之意。无人画眉，是反用《汉书·张敞传》张敞为妇画眉的故事，写这少女的孤独无偶。
过片“排恨叠，怯衣单，花枝红泪弹”三句紧承上阕，写这少女心中积郁着重重叠叠的春恨。她恨，恨的是春闺寂寞、断梦难寻;她怯，怯的是春寒料峭，衣单难禁。“怯衣单”不止是感觉上的寒意，更是心理上的凄凉。而这一切，又向谁去倾诉呢？只好独自对着不会说话的花枝悄悄弹泪，聊为排遣了。
以上云云，都是正面的描绘。然而处在怀春状态中的少女，情绪变化是无常的，纯用赋笔，难以穷尽，所以最后两句，词人一变具体描画为形象的比喻:“蜀妆晴雨画来难，高唐云影间。”这是以宋玉《高唐赋》中的巫山神女来比喻这位少女。巫山属已蜀之地，故下“蜀妆”二字。神女“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所以又用了“晴雨”一词。而时“晴”时“雨”，正好可以用来形容少女起伏波动的情怀。至此，这位难描难画的“神女”，其韵度和风采，我们也只能从那“高唐云影”中隐隐约约地去加以体认了。“巫山神女”的原典涉及到“云雨”二字，后多作为男女幽会的代名辞。结处引入此典，便又回头照应了上片的“牡丹亭梦”。
汤显祖以戏曲著称，其才情我们在他的传奇剧本中早有领略。孰不知他以戏剧创作的余绪为词，亦能如此出神入妙。公然将自己的传奇作品作为典故用于词中，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创举。其所以敢这样做，盖因《牡丹亭》一剧在当时已是“家传户诵”(沈德符《顾曲杂言》)、妇孺皆知的了。
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然《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余冠英则在《诗经选》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诗经国风今译》），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诗经译注》）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虽然从诗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另一方面，从诗教角度视之，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正统，不可不及，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
闵宗周之诗何以列于《王风》之首，先得弄清何为《王风》，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此诗若如《诗序》所言，其典型情境应该是：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一片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看哪，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摇摇，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自然也无回应，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诗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
其实，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抒情主体“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难觅之憾，世事沧桑之叹，无不可借此宣泄。更进一层，透过诗文所提供的具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读者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台歌》的陈子昂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读此诗者当三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