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无处不在的春天,处处倾泻出活泼泼的生机,表现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抒发了诗人超尘出俗、思归田园的思想感情。
首联描写诗人信步走到东园、走过西堰,发现处处春意盎然。颔联诗人从时间长、空间广两方面写春光无处不在。“连”表示时间持续不断,“绝”表示分布很广,用词精炼而准确。颈联两句写细小的动态“鸟飞”、“鱼戏”,并夹杂了诗人的感受,“觉”、“知”非常细腻、逼真地传达出诗人面对大好春光时欣喜万分、轻松愉快的心理感受。尾联诗人笔锋一转,从另一个角度,即雨后天晴这一特定时段写春天山村里特有的静谧与洁净,扩大了春天的内涵,春天不仅生机勃勃,春光无限,而且还有明净与和谐。
这是一首吟咏春天的诗,以诗人特有的感觉感受春天,以诗人特有的笔触瞄写春天,清新自然,生机无限。尤其是第三联,“鸟飞村觉曙”与孟浩然的诗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晓》),语意暗合。“鱼戏水知春”联想到苏试的名句“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晚景》),但不同的是,作者王勃从诗人的感受写起,流露出诗人内心的惊喜意外,而苏轼的诗句却是从鸭的感受写起,鸭子最先感受到春天江水温度的变化,诗人只是作纯客观的描述。
另外,诗人采取由面到点,点面结合的写作手法描写春天。第一、二联是面,“东园”、“西堰”、“四邻”是从地域上写春满人间,“连三月”是从时间上写春光无限。第三联是点,写“鸟飞”、“鱼戏”,把春意渲染得强烈浓郁、无处不在。
最后一联即景抒怀,抒发了诗人“何处染嚣尘”的出尘脱俗之心态。王勃面对色彩斑斓的春色,看到东园、西堰的花红柳绿,鱼鸟戏春,借“初晴山院里,何处染嚣尘”的明净美景,抒发了自己内心深处长期萌动的超尘出俗、思归田园的心态。
这首词是题咏排山倒海的浙江大潮的。
词上片写海潮欲来和正来之情状。
“天水碧,染就一江秋色”,首两句说钱塘江的秋水好像染成“天水碧”的颜色,指的是潮水未来,风平浪静的观感。
“鳌戴雪山龙起蛰,快风吹海立”。两句,写海潮咆哮着汹涌而来,好像是神龟背负的雪山,又好像是从梦中惊醒的蛰伏海底的巨龙,还好像是疾速的大风将海水吹得竖立起来一般。词人接连用了几个生动的比喻,有声有色地将钱江大潮那惊心动魄的场面,排山倒海的气势。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让人有如临其境之感。
下片写潮过风息,江上又是一番景象。
“数点烟鬟青滴,一杼霞绡红湿,白鸟明边帆影直”三句,分别描写远处、高处的景色。远处的几点青山,虽然笼罩着淡淡的烟霭,却仍然青翠欲滴。天边的红霞,仿佛是刚刚织好的绡纱,带着潮水喷激后的湿意;临近黄昏,白鸥上下翻飞,其侧则帆影矗立,说明鸥鸟逐船而飞。词人选择了一些典型的景物,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图景,使人赏心悦目,身临其境一般。
末句“隔江闻夜笛”,以静结动,以听觉的描写收束全词,与以前的视觉描写形成对照。全词纯写景物,此时才点出景中有人,景中有我,是极有韵味。隔江而能听到笛声,可见风平浪静,万籁俱寂。写闻笛,其实仍是写钱塘江水。
从时间上说,全词从白昼写到黄昏,又从黄昏写到夜间;从艺术境界上看,又是从极其喧闹写到极其安静,将“观涛”前后的全过程作了有声有色的描绘,使读者仿佛观看一部拍摄生动的影片,有特写的连缀,又有场景的高迅切换,令人不由不如临其境一样。因为词人又是一位画家,故能做到“以画为词”。尤其是“隔江闻夜笛”一句,余韵无穷,似断犹连。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