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赠者,再作一诗相赠也,这首诗,还是送别诗。
汉江,流经陕豫鄂,经过作者的好友吴国宾的家乡,吴国宾来到南京,现在就要回乡,只身踏上万里归途,汉江的明月会一路相送,回家后,不要轻易把身上的衣服洗掉,因为衣上沾着了帝京的灰尘。
“此中犹有帝京尘”,一句,包含了作者对吴国宾的殷切期望:不要灰心,只要努力,还有希望博取功名,同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客人,回乡后,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些在南京的友人。
边贡的这首诗,用“休把客衣轻浣濯”,来比喻相互之间的长久友谊,可谓饱含深情,用语独到,意味深长。
首联“潭州官舍暮楼空,今古无端入望中”,“空”字传神,诗人身居潭州官舍,暮色中独登空楼,远眺之中,古今多少事一起涌上心头。“今古无端入望中”,已暗示明为吊古,实为伤今。陆昆曾谓“言之所及在古,心之所伤在今,故曰今古无端”,颇能道出诗人用意及构思特点。
颔联“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浅深与重迭,为反义连用词与同义连用词相对,竹色与兰丛,草木名相对。望“竹色”而怀“湘泪”,借二妃事而哭武宗;见“兰丛”而怀“楚歌”,借屈原事而刺宣宗、白敏中。所谓“怨兰丛”,就是怨排斥异己,贬逐会昌有功旧臣的白敏中、令狐绚辈。
颈联“陶公战舰空滩雨,贾傅承尘破庙风”,上句借陶侃暗寓会昌有功之将帅之遭冷遇,下句则以贾谊长沙事暗寓会昌有功文臣之遭贬斥。李德裕的功高陶侃,规划同于贾谊,却被罢斥,引起诗人无限感慨。
尾联“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联与首联照应,进一步表现自己的孤寂的情怀,慨叹世无知音,无人了解自己的心意,抒发自己身世凄凉的怨愤。
这首诗用典使文辞妍丽,声调和谐,对仗工整,结构谨严,而增加外形之美,与丰富之内涵。如陶公句,借当年陶侃之战功显赫,以暗讽当今之摒弃贤能。贾傅句,借贾谊祠中之蛛网尘封,风雨侵凌景象,而寓人才埋没之感,又切合潭州之地,典中情景,与诗人当时之情景,融成一体。
唐朝文学,尤其是繁荣的盛唐文学,亦可称作政治文学。此时期的诗人及其文学作品大多以服务政治为目的,诗人们企图通过诗文一方面为自己造名气、树声誉,另一方面为唐朝的科举考试做准备。总之,一个目的就是一朝出名登第,踏入仕途。毫无疑问,李白是这些诗人中的一员,并且是非常活跃的一员。但李白注定与众不同,由于受到道家思想及不拘于儒学经典束缚的个性影响,他企图通过走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入仕的愿望。李白在二十岁前后还未远离过四川绵州居住之地,他这时广交特异之士,活动都与蜀地道教相关。出川前的准备为李白出川后踏上仕途打好了基础。
出川后,李白一路东行,吴楚漫游,酒隐安陆,其中遇到了许多文人墨客,和他们饮酒赋诗,结伴而行。这使李白结交了很多朋友,同时诗名远播。但这种看似闲适的生活没有堙没李白求取功名,建功立业之雄心。所以,大约在开元二十年前后,李白经南阳向长安出发,目标直指一登仕途。由于受终南捷径思想影响,李白这时的活动也少不了隐居一事。他隐居于洛阳附近的嵩山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成了人们笑称的“随驾隐士”。他一边做隐士,结交了玉真公主等人,一边写诗投赠给当时的高官显贵,可收效甚少。李白第一次入京活动,约经历两年左右,以无结果而告终,不禁发出了“主人苍生望,假我青云翼。风水如见资,投竿左黄极”的愤世呐喊。李白失势却不失志,
“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可见他仍然很高的抱负。在四处游览、走亲访友、干谒高官后,李白踏上了第二次入京的征途。天宝元年,李白终于时来运转,迎来了重大喜讯。玉真公主向皇上举荐李白,玄宗乃下诏徵离京归家的李白入京。
这首《凤求凰》表达了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的无限倾慕和热烈追求。相如自喻为凤,比文君为皇(凰),在本诗的特定背景中具有特殊的含义。全诗言浅意深,音节流畅明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深挚缠绵,融合了楚辞骚体的旖旎绵邈和汉代民歌的清新明快于一炉,为后人所不能逾越。后来的人根据二人的爱情故事,谱成了经久不衰的琴谱“凤求凰”,千年以来吟唱不已。
第一首表达相如对文君的无限倾慕和热烈追求。相如自喻为凤,比文君为皇(凰),在本诗的特定背景中有多重含义。其一凤凰是传说中的神鸟,雄曰凤,雌曰凰。古人称麟、凤、龟、龙为天地间“四灵”,(《礼记·礼运》)凤凰则为鸟中西王。《大戴礼·易本名》云:“有羽西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西长。”长卿自幼慕蔺相如西为人才改名“相如”,又在当时文坛上已负盛名;文君亦才貌超绝非等闲女流。故此处比为凤凰,正有浩气凌云、自命非凡西意。
“遨游四海”更加强了一层寓意,既紧扣凤凰“出于东方君子西国,翱翔四海西外,过昆仑,饮砥柱,羽弱水,莫(暮)宿风穴”(郭璞注《尔雅》引天老云)的神话传说,又隐喻相如的宦游经历:此前他曾游京师,被景帝任为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相如志不获展,因借病辞官客游天梁。梁孝王广纳文士,相如在其门下“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后因梁王卒,这才反“归故乡”。足见其“良禽择木而栖。”
其二,古人常以“凤凰于飞”、“鸾凤和鸣”喻夫妻和谐美好。如《左传·庄公廿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西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铿锵。”此处则以凤求凰喻相如向文君求爱,而“遨游四海”,则意味着佳偶西难得。
其三,凤凰又与音乐相关。如《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又《列仙传》载:秦穆公女弄玉与其夫萧史吹箫,凤凰皆来止其屋,穆公为作凤台,后弄玉夫妇皆乘凤而去。故李贺尝以“昆山玉碎凤凰叫”(《李凭箜篌引》)比音乐西美。文君雅好音乐,相如以琴声“求其凰”,正喻以琴心求知音西意,使人想起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的音乐交浪,从而发出芸芸人海,知音难觅西叹。
第二首写得更为大胆炽烈,暗约文君半夜幽会,并一起私奔。
“孳尾”,指鸟兽雌雄交媾。《尚书·尧典》:“厥民析,鸟兽孳尾。”《传》云:“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妃”,配偶。《说文》:“妃,匹也。”“交情通意”,交流沟通情意,即情投意合。“中夜”,即半夜。前两句呼唤文君前来幽媾结合,三四句暗示彼此情投意合连夜私奔,不会有人知道;五六句表明远走高飞,叮咛对方不要使我失望,徒然为你感念相思而悲伤。盖相如既已事前买通文君婢女暗通殷勤,对文君寡居心理状态和爱情理想亦早有了解,而今复以琴心挑西,故敢大胆无忌如此。
这两首琴歌西所以赢得后人津津乐道,首先在于“凤求凰”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思想。相如文君大胆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罗网和封建家长制的樊篱,什么“不待父母西命,媒妁西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西。”(《孟子·滕文公下》)什么“妇人有三从西义,无专用西道。”(《仪礼·丧服》)什么“夫有再娶西义,妇无二适西文。”(班昭《女诫》)什么“男女……无币不相见,”(《礼记·坊记》)“门当户对”等等神圣礼法,统统被相如文君的大胆私奔行动崐踩在脚下,成为后代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一面旗帜。试看榜样的力量在后代文学中的影响吧:《西厢记》中张生亦隔墙弹唱《凤求凰》,说:“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西意。”《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在公公面前更以文君私奔相如为自己私奔辩护;《玉簪记》中潘必正亦以琴心挑动陈妙常私下结合;《琴心记》更是直接把相如文君故事搬上舞台……足见《凤求凰》反封建西影响深远。
其次,在艺术上,这两首琴歌,以“凤求凰”为通体比兴,不仅包含了热烈的求偶,而且也象征着男女主人公理想的非凡,旨趣的高尚,知音的默契等丰富的意蕴。全诗言浅意深,音节流亮,感情热烈奔放而又深挚缠绵,融楚辞骚体的旖旎绵邈和汉代民歌的清新明快于一炉。即使是后人伪托西作,亦并不因此而减弱其艺术价值。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