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迎一笑且开襟。酒频斟。量犹禁。相劝相期，长健似如今。醉也从他儿女手，争把菊，满头簪。
逢迎一笑且开襟。酒频斟。量犹禁。相劝相期，长健似如今。醉也从他儿女手，争把菊，满头簪。
此诗主人公采蘩者的身份，历来有很多说法。《毛诗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是以为此乃贵族夫人自咏之辞，说的是尽职“奉祭祀”之事。朱熹《诗集传》则曰：“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夫人能尽诚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定主人公为“家人”，这是对毛序的一大修正。不过以为那辛勤“采蘩”、“夙夜在公”的还是“诸侯夫人”，公诗意未免仍有隔膜。
诚然，古代贵族夫人也确有主管宗庙祭祀的职责，但并不直接从事采摘、洗煮等劳作。《周礼·春官宗伯》称：“世妇，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贾公彦疏谓“女宫”乃指有罪“从坐”、“没入县官”而供“役使”之女，又称“刑女”。凡宫中祭祀涉及的“濯摡及粢盛之爨”，均由“女宫”担任。而此诗中的主人公，既称“夙夜在公”，又直指其所忙碌的地方为“公侯之宫”，则其口吻显示的身份，自是供“役使”的“女宫”之类无疑。因此，把这首诗定为是一首反映宫女们为祭祀而劳作的诗，更为合理。
诗之开篇，出现的正是这样一些忙公“采蘩”的女宫人。她们往来公池沼、山涧之间，采够了祭祀所需的白蒿，就急急忙忙送去“公侯之宫”。诗中采用的是短促的问答之语：“哪里采的白蒿？”“水洲中、池塘边。”“采来作什么？”“公侯之家祭祀用”答问之简洁，显出采蘩之女劳作之繁忙，似乎只在往来的路途中，对询问者的匆匆一语之答。答过前一问，女宫人的身影早已过去；再追上后一问，那“公侯之事”的应答已传自远处。这便是首章透露的氛圈。再加上第二章的复叠，便愈加显得忙碌无暇，简直可以从中读出穿梭而过的女宫人的匆匆身影，读出那从池沼、山涧飘来，又急促飘往“公侯之宫”的匆匆步履。
第三章是一个跳跃，从繁忙的野外采摘，跳向了忙碌的宗庙供祭。据上引《周礼》“世妇”注疏，在祭祀“前三日”，女宫人便得夜夜“宿”公宫中，以从事洗涤祭器、蒸煮“粢盛”等杂务。由公干的是供祭事务，还得打扮得漂漂亮亮，戴上光洁黑亮的发饰。这样一种“夙夜在公”的劳作，把女宫人折腾得不成样子。诗中妙在不作铺陈，只从她们发饰“僮僮”（光洁）向“祁祁”（松散）的变化上着墨，便入木三分地画下了女宫人劳累操作而无暇自顾的情状。那曳着松散的发辫行走在回家路上的女宫人，此刻带几分庆幸、几分辛酸，似乎已不必再加细辨——“薄言还归”的结句，已化作长长的喟叹之声，对此作了无言的回答。
如此看来，以《采蘩》为诸侯夫人自咏，固属附会；而认其为“家人”赞美夫人之作，亦属穿凿。穿行公诗中的，其实是夙夜劳瘁的女宫人而已：短促的同答，透露着她们为贵族祭祀采蘩的苦辛；发饰的变化，记录着她们“夙夜在公”的悲凉。古代的祭祀排场，原本就为鬼神“降福”贵族而设，卑贱的下人除了付出劳辛，没有幸福可言。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首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的山歌，是奴仆们在服劳役休息时闲唱的。山歌中第一、二段是互相问答，问答内容为采蘩的地点和目的。第三段则是奴仆们不满的牢骚怨言，因为王公贵族的祭祀，连小小的僮仆也要服劳役，更不要说是成年男女了。歌中所表现出的不满和无奈，在最后一句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夙夜在公侯家，昼夜服役，连想回家的话都不敢说，表现出封建王公贵族的残酷。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这本是召南地区的一种风俗习惯，但是，在以往的服劳役中，没有哪一次像这次一样劳累，所以这次的服劳役便以山歌的形式留传下来了。
此诗为三章叠咏，而其主要特色在公前两章以一问一答出之。末章写采蘩者的仪容，用“僮僮”、“祁祁”，言语虽简，而人物之仪态神情可现。而一问一答的形式，明显地受了原始民歌的影响。
在这首词中，作者猛烈抨击了当权者的腐朽不堪，误国害民，抒发了作者热爱祖国，渴望能长缨立马为国杀敌的热情。作此词的前三年，蒙古灭金后，随即对宋大举兴兵，连年南下，宋军屡屡败北，襄、汉、淮蜀间烽烟不断，危急日甚。宋理宗张惶失措，虽下沼罪已，仍无法挽救国土的沦丧。词中所言“丁酉岁”（1237年，理宗嘉熙元年）即是指那几年的事。面对朝廷的腐败无能，国家的日益陆沉，作者痛心疾首，愤郁填膺，不由写下该词。
词的开头说：“谁使神州，百年陆沉，青毡未还？”指的是中原大片国土，被蒙军占领，久久不得恢复，这究竟是谁的责任“理正辞严，大义凛然。这里用《晋书》中两个典故合在一起，极为贴切。”陆沉“，是无水而沉沦的意思，比喻土地沦陷。西晋时，王衍任宰相，正值匈奴南侵，他清谈误国，丧失了很多土地。桓温愤慨地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的字）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作者通过这个典故来斥责当时南宋当权者。又王献之夜睡斋中，有小偷进到他房里，偷了他所有的东西。献之慢吞吞地说：”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将小偷都吓跑了。这里以”青毡“喻中原故土，将敌方比作盗贼，说国土遭掠夺后，没有归还。作者在灵活地反用典故。
接着，词由愤慨转为惆怅，对国事局势发表议论。他说，如今北方有志之士已寥寥无几：南宋的半壁江山也如同落日，日子不长了。朝廷里有些人因循守旧，懦怯无能，只是坐着空谈；有些人则只好说大话，妄取虚名，行事鲁莽轻率。这样，转瞬之间丧失了战胜敌人的机会，“东帝”，喻岌岌可危的南宋。战国时，齐湣王称东帝，自恃国力，并不审时度势，后被燕将乐毅攻破临淄，他在出奔中被杀。“刘表”，喻空谈的保守势力。三国时，曹操攻柳城，刘备劝荆州牧刘表乘机袭击许昌，刘表不听，坐失良机，后来悔之莫及。“深源”，是东晋殷浩的字，他虽都督五州军事，但只会大发议论，名不符实。曾发兵攻前秦，想收复中原，结果所遣先锋倒弋，弃军仓皇逃命。这里用比草率用兵的冒进者，也是很妥贴的。总之，“刘表”三句，言“坐谈”与“轻进”指的都是贻误战机。
“伤心事，是年年冰合，在在还寒。”上阕末了，词情转为忧伤与悲哀。“在在”，即处处。“冰合”、“还寒”，比喻南宋遭北方强敌的不断威胁和进攻，长期苟且偷生，因循寡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恢复故地的机会丧失的必然结果。词中论说时事形势，多不实说某人某事，必用比喻借代。这是由于艺术表现上的需要，要尽量避免用语太过于直白，力求含蓄有味。前面说北地英杰寥寥，南国江山可危，都从衰谢景物取喻。至于借“青毡”、“东帝”、“刘表”、“深源”等典故史事讽今，用意也在于此。
下阕作者直抒胸臆，但仍与上阕紧密关连。先以“说和说战都难，算未必江沱堪宴安”两句过片。出现和不能安、战不能胜的情势。固然是当时客观条件所限制，但当道者在和与战问题上，并无良策，只是各执已见，争吵不休，不想真正有所作为，这也使有识之士无技可施。“江沱”，指代江南。“沱”，是长江的支流。语出《诗。召南。江有汜》。“宴安”，是享乐安逸的意思。这两句承上启下，下面就说到自己抱负难以实现。
“叹封侯心在，鳣鲸失水；平戎策就，虎豹当关。渠自无谋，事犹可做，更剔残灯抽剑看。”这是叹息自己空有立功建业的壮志，而身处困境，无用武之地；想上书陈述恢复大计，无奈坏人当道，无人采纳自己的意见。词人接着说，这是当权者无救国才能，没有办法挽救国难，其实，形势并未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国事还可挽救，当勉力图治才是。所以自己深夜里挑灯看剑，仍希望能为国杀敌立功。“封侯”，诗词中的常用语，已成了从军立功的代词，并非真为谋求爵禄。
鳣、鲸，都是大鱼，如果离开江湖大海，它就会遭蝼蚁所欺。贾谊《吊屈原赋》说：“彼寻常之污渎（臭水沟）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词正用此意。“平戎策”，即打败敌人的建议。“虎豹当关”，语出《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啄害下人此。”“渠自无谋”，暗用打胜长勺之战的曹刿说过的话：“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这几句都用两两对照、扬抑相参的写法，文势跌宕起伏“封侯心在”是扬，“鳣鲸失水”便抑：“平戎策就”扬，“虎豹当关”抑：“渠自无谋”抑，“事犹可做”扬“。恰好能表达出作者内心感情起伏不定，而”更剔残灯抽剑看“一句，尤为精彩。全词于论中抒情，以这一点睛之笔，统摄以前众多的比喻句，从而使主体形象鲜明突出，从而使直白浅显，但毕竟还不能构成主体形象。一位深夜不寐，在灯下凝视着利剑、跃跃欲试的年轻爱国志士的英姿，跃然于纸端。此句措词也精警，不逊于稼轩的”醉里挑灯看剑“。”更剔残灯“四字，耐人寻味。被重新”剔“亮的，虽说是”残灯“，也可看作是心灵中本来暗淡了的火光。
词结尾说：“麒麟阁，岂中兴人物，不画儒冠？”汉宣帝号称中兴之主，曾命画霍光等十一位功臣的肖像于未央宫内麒麟阁上，以表扬其功绩。所以作者说，难道只有武将们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读书人（儒冠）的肖像就不能画在麒麟阁上吗？杜诗曰：“儒冠多误身”。对此种不合理说法，作者显然不甘心为此，故而要大声责诘。词的情绪由伏而起，最后再变而为亢奋激扬，坚信此生尚可大有作为。
作者写此词时年方二十，正是还华正茂，意气还发之时。作者以布衣出生之身，却自此鳣鲸，自许以封侯，而且视驵中肉食者为粪土，激越飞扬，尽述胸中抱负，抨击当权者的无能衰败。全词前后呼应，气势磅礴，表现出一股救国于危难之中的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田翁叹》通过一位植树田翁的感叹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面貌，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人间的不平与官府徭役的繁重与害人。这位植树的田翁是一位勤劳善良的老农，他辛勤劳动了一生，亲手栽下了千棵桑树与杏树，他本指望这些劳动会给自已与自己的一家带来温饱，也造福于社会与后代。这种愿望是应该得到满足的。但是，封建社会的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连年繁重的徭役使田翁倾家荡产，他不得不把自己心爱的倾注了全部心血与希望的桑林与杏树卖给富家郎。而这位富家郎却砍倒“文杏作中梁”，又段林开池，在池中种上了满池的荷花，以供自己的观赏与享乐。这位富家郎“田业广”，又花钱买了“金章”，步入了官场。他又广为结交，使他家门前的垂杨下满是贵人的车辆。这样的现实，使田翁及田翁的一家感叹嗟伤，又使作者感到不平。
这首诗形象鲜明，有简单的故事情节。田翁的形象是从作者的正面描写中展示出来的。这首诗是以写田翁的所做、所观、所想为主，这位田翁的性格特点是由他的动作及心理活动表现出来的。他“手植千树桑”，他家有满室的儿孙，说明他的勤劳，他已经为社会劳动了一生。他对富家郎的怨恨说明他有朴素的阶级觉悟。他对“千树桑”被毁，对他亲手栽的文杏做了中梁，对桑林被开为荷花池感到痛心与惋惜，这说明他一生种桑与种杏不单是为了自身与一家人的温饱（当然也包含着为自身与一家人的温饱），这中间透出了一定的为社会及后代造福的思想。这是他性格中可贵的善良的一面。这位老田翁的形象是具体的，是有血有肉的。而那位富家郎的活动，他的所作所为，他砍“文杏作中梁”，他“田业广”，他用钱“买金章”，他招来无数贵人的车辆，他毁桑林开水池种荷花，这一切都是从田翁的眼里看出，从田翁的嘴里说出，这种写法省略了不少笔墨，而这位富家郎“为富不仁”的特点又表现得极为突出。作者的态度，作者对田翁的同情，对富家郎的厌恶与斥责都是通过这些具体描写表现出来的。诗人对官府徭役繁重的揭露也没有正面阐述，只是在说明田翁把“手植”的“千树桑”卖给富家郎的原因时，顺便交待了一句“频年徭役重”，致使田翁的“千树桑”“尽属富家郎”。这样描写，使这首诗重点突出，情节多变化，这是一首以叙事与扦情二者相结合的作品。另外，这首诗巧妙运用对比的手法。诗中田翁与富家郎是封建社会两类人的代表，田翁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者，富家即是压迫别人剥削别人的官僚地主。这两者在诗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就在这对比之中展示出来。同时，语言通俗形象，情节跳跃性较大也是这首诗的特点。
这两首诗是苏轼在去往新城途中，对秀丽明媚的春光，繁忙的春耕景象的描绘。第一首诗主要写景，景中含情。第二首着重抒情，情中有景。
清晨，诗人准备启程了。东风多情，雨声有意。为了诗人旅途顺利，和煦的东风赶来送行，吹散了阴云；淅沥的雨声及时收敛，天空放晴。“檐间积雨”，说明这场春雨下了多日，正当诗人“欲山行”之际，东风吹来，雨过天晴，诗人心中的阴影也一扫而光，所以他要把东风视为通达人情的老朋友一般了。出远门首先要看天色，既然天公作美，那就决定了旅途中的愉悦心情。出得门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迷人的晨景：白色的雾霭笼罩着高高的山顶，仿佛山峰戴了一顶白丝绵制的头巾；一轮朝阳正冉冉升起，远远望去，仿佛树梢上挂着一面又圆又亮的铜钲。穿山越岭，再往前行，一路上更是春光明媚、春意盎然。鲜艳的桃花，矮矮的竹篱，袅娜的垂柳，清澈的小溪，再加上那正在田地里忙于春耕的农民，有物有人，有动有静，有红有绿，构成了一幅画面生动、色调和谐的农家春景图。雨后的山村景色如此清新秀丽，使得诗人出发时的愉悦心情有增无减。因此，从他眼中看到的景物都带上了主观色彩，充满了欢乐和生意。野桃会“含笑”点头，“溪柳”会摇摆起舞，十分快活自在。而诗人想象中的“西崦人家”更是其乐无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田间小憩，妇童饷耕；春种秋收，自食其力，不异桃源佳境。这些景致和人物的描写是作者当时欢乐心情的反映，也表现了他厌恶俗务、热爱自然的情趣。
第二首继写山行时的感慨，及将至新城时问路的情形，与第一首词意衔接。行进在这崎岖漫长的山路上，诗人联想到人生的旅途同样是这样崎岖而漫长。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阴风惨雨，也有雨过天晴。诗人不知不觉中放松了缰绳，任马儿沿着潺潺的山溪缓缓前行。马背上的诗人低头陷入了沉思。三、四两句颇见性情，很有特色，脍炙人口。“散材”、“疲马”，都是作者自况。作者是因为在激烈的新、旧党争中，在朝廷无法立脚，才请求外调到杭州任地方官的。“散材”，是作者自喻为无用之才。“搜林斧”，喻指新、旧党争的党祸。即使任官在外，作者也在担心随时可能飞来的横祸降临，即便是无用之材，也畏见那搜林的利斧。作者对政治斗争、官场角逐感到厌倦，就像那久在沙场冲锋陷阵的战马，早已疲惫不堪，很想听到鸣金收兵的休息讯号。所以，作者对自己此时这样悠然自在的生活感到惬意。他在饱览山光水色之余，想到了前几日霏霏春雨给茶农带来的喜悦，想到了为官清正的友人新城县令晁端友。临近新城，沉思之余，急切间却迷了路。诗的最末两句，就写诗人向田园中农夫问路的情形，同时也暗用《论语·微子》的典故：两位隐士长沮、桀溺祸耦而耕，孔子命子路向他们问路，二人回答说：“滔滔者，夭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诗人以此喻归隐之意。
两首诗以时间先后为序，依原韵自和，描绘“道中”所见所闻所感，格律纯熟，自然贴切，功力深厚。尤其是第一首“野桃”、“溪柳”一联倍受后人激赏，汪师韩以为是“铸语神来之笔，“常人得之便足以名世”（《苏诗选评笺释》卷二）。其实不仅此联，即如“絮帽”“铜钲”之比拟恰切，“散材”、“疲马”之颇见性情，也是诗中妙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