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百字短文记述了齐桓公在会晤诸侯时接受周襄王赏赐祭肉的一个场面。粗读似乎平淡无奇,细品则觉别有滋味。
依据周朝的规矩,“胙”是不应赐给异姓诸侯的,并且诸侯受赐必须“下拜”。周襄王却破例赐给齐侯“胙”并传令免去“下拜”之礼。这是为什么?齐桓公虽已年迈功高,且当着众诸侯的面,坚持要“下拜”受赐,绝不违礼法,又是为什么?文章围绕“下拜”二字,一波三折,既反映了周王室的衰微,也反映了当时还普遍存在尊周意识。
周襄王对齐侯的特殊礼遇,不无讨好巴结之嫌,企盼霸主尊周,以维持周王室的生存与面子。他未必不觉屈辱、难堪,心中酸苦唯有自知。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这时已任诸侯盟主数十年,功高年迈,傲视群雄,称霸中原。周天子在他心目中未必有多大分量。但他在接受周天子赏赐时却表现出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的情态,非但谦恭有礼,甚至近于肉麻。与其说他的言行带有矫揉的成分,毋宁说他的表演相当成功。霸主尊周,固然是给周王室面子,而他表演的真正目的,则是给在场与不在场的诸侯看,借周天子的名号,使自己的霸权合法化。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后世曹孟德一类奸雄的祖师爷。
《左传》刻画人物,往往着墨不多,很少客观地描绘,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本文写齐桓公只有一段话、一套程式化动作,却把一个雄才大略、老谋深算的形象刻画得形神毕肖。
附带说一句,《左传》作者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与当时儒家“尊王”的宗旨是一致的。所以文章在平稳朴实中仍可见到作者对齐桓公的赞许。
该曲开头的“山藏白虎”是指苏州西北的虎丘。相传吴王阖闾死后就葬在这里,三日后,“白虎蹲踞其上,故名虎丘”。以虎丘为题材的作品,往往发思古之幽情,写兴亡之感叹。“云藏寺”说的是虎丘山寺的风光。苏轼曾在此写过一篇《虎丘诗》:“东轩有佳致,云水丽千顷”,梵宇入云、宝塔耸霄的虎丘寺被“千顷”云涛所遮掩。青山葱郁,白云缭绕,金寺若现,就在读者沉浸在阆苑仙葩的虎丘山景之中时,作者把镜头拉近,描绘“池上老梅”。这里的池是虎丘山下的剑池。池边飞岩如削的崖壁上斜伸着几株槎枒苍老的梅树,与上句结合起来,远近相辅,高低错落,虚实交映,尽显笔致的空灵。
“洞庭归兴”由景人情,引发作者联想。“洞庭归兴”借用范蠡功成隐退之典。后人常用此事称道鄙薄名利的品格。“香柑红树”一句,作者由四时果鲜的太湖洞庭而想到尤为出名的洞庭红橘,又由红橘追忆了三国时陆绩怀橘归遗其母的典故。“鲈鲙银丝”用晋人张翰之典。作者连用三个典故,不仅切合怀古之题,也表达了一生沉抑下僚、偃蹇仕途的作者终于勘破世情的顿悟:一切功名富贵,荣辱兴亡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故应尽快知机隐退,远祸全身。
“自家池馆”写的是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来虎丘游玩的遗迹。“吴王花草”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的诗句“吴宫花草埋幽径”。吴宫相传为阖闾、夫差所建,多有奇花异草,吴亡之后被焚烧。这里有吊古伤怀之意。“长似坡诗”是前面两句的归旨,说的是虎丘仍然像当年苏东坡《虎丘寺》中描写得那么美好,但已物是人非,曾在这里留
下足迹的人却福祸无常,最终都流散在沧桑的历史长河之中,只剩下虎丘的美景告诫着世人历史兴亡之感和人世幻灭之伤。
作者承“吴王花草”而下,进一步感慨兴亡。西施以美色诱惑吴王,最终导致吴国灭亡。而今这冷清的月夜里,凄厉的乌啼还在诉说着荒淫误国之恨。这种凄凉的意境更深化了“可人怜处”的兴亡之感。
该首小令由景人情,抒发怀古伤今之叹。作者还工于用典,几乎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正如明王骥德所说“曲之佳处,不在用事,亦不在不用事”,而在于是否“引得的确,用的恰好”(《曲律·论用事》)。作者虽然在曲中频繁用典,也化用了许多人的诗句,但却结合了作者的领悟和构思,创造出新的意境,堪称张小山怀古小令中的佳品。
这首《度荆门望楚》洋溢着年轻的诗人对楚地风光的新鲜感受。
荆门,由于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吴蜀彝陵之战就曾发生在这里,自古有“荆楚西门”、“荆门十二碚”之称,也是诗人出川,乘流而下的必经之地。这一带,水势湍急,山势险峻,郭景纯《江赋》说:“虎牙桀竖以屹卒,荆门阙竦而盘薄。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呴而电激。”由此可见荆门山景观之胜。
首联两句,是作者对自己行程的交代。诗首句“遥遥去巫峡”,“遥”远也,“遥遥”,远之又远。从梓州出发,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巫峡,巫峡居三峡之中,西起四川巫山县大宁河口,东抵湖北巴东县渡口,全长九十里。过官渡口,至秭国,即“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多里也。”因此陈子昂诗中说:“望望下章台”,“望”,远看,“望望”,一再瞻看。诗人以两组叠字生动地表现他此时心情,巫峡已相去遥遥,家乡更远隔重山。初离故乡,乍入楚境,急切地要饱览楚国风光,因此望之又望。“下”,写出了长江水势,从李白诗句“千里江陵一日还”就不难理解“下”字的意义和力量。“章台”,《左传·昭公七年》:“楚子城章华之台。”楚之章华台在今湖北监利县西北离湖上,也是陈子昂必经之地。“章华台”表明已入楚境。
颔联分承一、二两句。“巴国山川尽”,度过荆门,生活了二十年的故乡巴蜀的奇山秀水此告别。这句不仅是对地理分界的一种说明,更是概写此行所历的巴蜀山川,包括雄奇险峻三峡在内,“尽”字中同样透露出与巴蜀山川告别的依依之情。“荆门烟雾开”,船未到荆门,远望两山对峙,但见烟雾缭绕,看不清前路;船过荆门,则烟消雾散,眼前豁然开朗,展现一片广阔的新天地。“开”字正传神地表达出“度荆门”后心胸豁然的那份舒展感和兴奋感。而这种豁然开朗的舒展感又和此前舟行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崖叠嶂,隐天蔽日”的险峻逼仄感正形成鲜明对照,“开”字的精切不移于此可见。
颈联两句,诗人更具体地状写楚境胜地。“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两句,对“烟雾开”三字,作具体形象的描绘。城邑分畛域于苍野,可见人烟稠密,城邑不孤;树木断苍郁于白云,足见远树连天,碧野无际。诗人极目纵览,楚天辽阔,气象开阔舒展。
尾联是对“度荆门望楚”全部感受的集中表现:“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古有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今有狂歌入楚之客,歌而过荆门。但“今日狂歌客”却显非昔日对现实不满的楚狂,而是对前途充满了美好憧憬的“狂歌”之“客”。“狂”字是对初次离乡“入楚”,走向人生广阔新天地的诗人欣喜欲“狂”的感情的集中揭示。诗写到这里,感情发展到高潮,诗也在“谁知入楚来”的逸兴飞扬、顾盼自得中结束。一结可谓淋漓尽致,神情飞越,颇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味道。用楚狂接舆歌凤典,单取其字面,且将“狂”“歌”“楚”三字巧妙地分置两句,表达与原典完全不同的感情。
此诗笔法细腻,结构完整,由于采用寓情于景的手法,又有含而不露的特点。由此读者可以比较全面地窥见诗人丰富的个性与多方面的艺术才能。
此词的起二句,写淮上饮别后的情景。秦观厚意拳拳,自高邮相送,溯运河而上,经宝应至山阳,止于淮上,途程二百余里。临流帐饮,惜别依依。词人归卧船中,只听到淮水波声,如拍枕畔,不知不觉又天亮了。着一“晓”字,已暗示一夜睡得不宁贴。“隙月”,指船篷罅隙中所见之月。据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载,苏轼于冬至日抵山阳,十二月一日抵泗州。与秦观别时当在十一月底,所见之月是天亮前从东方升起不久的残月,故“窥人小”三字便形容真切。“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二语为集中名句。汴水一支自开封向东南流,经应天府(北宋之南京,今河南商丘)、宿州,于泗州入淮。苏轼此行,先由淮上抵泗州,然后溯汴水西行入应天府。流水无情,随着故人东去,而自己却载满一船离愁别恨,独向西行。“无情流水多情客”(《泛金船》),类似的意思,苏词中也有,而此词之佳,全“载一船离恨”一语。以水喻愁,前人多有,苏轼是词,则把愁恨物质化了,可以载船中,逆流而去。这个妙喻被后人竞相摹拟。李清照《武陵春》词:“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声名竟出苏词之上。
“西州”,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引傅注以为扬州,其实词中只是泛指西边的州郡,即东坡此行的目的地。
过片二句,追忆当年两人同游的情景。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东坡自徐州徙知湖州,与秦观偕行,过无锡,游惠山,唱和甚乐;复会于松江,至吴兴,泊西观音院,遍游诸寺。词云“竹溪花浦曾同醉”,当指此时情事。“酒味”,指当日的欢聚;“泪”,谓别后的悲辛。是年端午后,秦观别东坡,赴会稽。七月,东坡因乌台诗案下诏狱,秦观闻讯,急渡江至吴兴询问消息。以后几年间,苏轼居黄州贬所,与秦观不复相见。“酒味多于泪”,当有感而发。末两句故作反语,足见真情。“风鉴”,指以风貌品评人物。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四:“风鉴一事,乃昔贤甄识人物拔擢贤才之所急。”东坡对秦观的赏拔,可谓不遗余力。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东坡得读秦观诗词,大为惊叹,遂结神交。三年后两人相见,过从甚欢。后屡次向王安石推荐秦观。可见文人高士之友谊实非常人可比。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不一定是作者),是一个久在异乡的人,忽然遇上来自故乡的旧友,首先激起的自然是强烈的乡思,是急欲了解故乡风物、人事的心情。
开头两句,正是以一种不加修饰、接近于生活的自然状态的形式,传神地表达了“我”的这种感情。“故乡”一词迭见,正表现出乡思之:“应知”表现出了解乡事之情的急切,透露出一种儿童式的天真与亲切。纯用白描记言,却简洁地将“我”在特定情形下的感情、心理、神态、口吻等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其实是很省俭的笔墨。
关于“故乡事”,那是可以开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的。初唐的王绩写过一篇《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从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茅斋宽窄、柳行疏密一直问到院果林花,仍然意犹未尽,“羁心只欲问”;而这首诗中的“我”却撇开这些,独问对方: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仿佛故乡是值得怀念,就在窗前那株寒梅。这就很有些出乎常情。但又绝非故作姿态。
一个人对故乡的怀念,总是和那些与自己过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人、事、物联结在一起。所谓“乡思”,完全是一种“形象思维”,浮现在思乡者脑海中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形象或画面。故乡的亲朋故旧、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都值得怀念。但引起亲切怀想的,有时往往是一些看来很平常、很细小的情事,这窗前的寒梅便是一例。它可能蕴含着当年家居生活亲切有趣的情事。因此,这株寒梅,就不再是一般的自然物,而成了故乡的一种象征。它已经被诗化、典型化了。因此这株寒梅也自然成了“我”的思乡之情的集中寄托。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独问“寒梅著花未”是完全符合生活逻辑的。
古代诗歌中常有这种质朴平淡而诗味浓郁的作品。它质朴到似乎不用任何技巧,实际上却包含着最高级的技巧。象这首诗中的独问寒梅,就不妨看成一种通过特殊体现一般的典型化技巧,而这种技巧却是用一种平淡质朴得如叙家常的形式来体现的。这正是所谓寓巧于朴。王绩的那首《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朴质的程度也许超过这首诗,但它那一连串的发问,其艺术力量却远远抵不上王维的这一问。其中消息,不是正可深长思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