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金陵凤凰台》是唐代的律诗中脍炙人口的杰作。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开头两句写凤凰台的传说,十四字中连用了三个凤字,却不嫌重复,音节流转明快,极其优美。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市凤凰山。相传,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也由此得名。凤凰是一种祥瑞。当年凤凰来游象征着王朝的兴盛;如今凤去台空,六朝的繁华也一去不复返了,只有长江的水仍然不停地流着,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存在!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由眼前之景进一步生发,联想到六朝的繁华。三国时期的吴以及后来的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在金陵定都,故金陵有“六朝古都”之称。六朝时期,金陵达到空前的繁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绵长的秦淮河横贯城内,两岸汇聚六朝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以及市民的居住中心,其繁华可见一斑。可是,六朝虽繁荣却也短命,每个王朝的寿命平均大约55年,轮转之速,令人恍惚。如今看来,吴国曾经繁华的宫廷已经荒芜,东晋时代的风流人物也早已作古,六朝的繁华也如凤凰台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淘浪中。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两句由抒情转为写景。诗人并没有一直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而抽出思绪将目光投向了眼前的河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三峰并列,矗立在缥缈的云雾之中,若隐若现,好似落在了青天之外;秦淮河西入长江,被白鹭洲横截,江水一分为二,形成两条河流。此二句气象壮丽,境界阔大,为末联“不见长安”作铺垫。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两句诗寄寓着深意。长安是朝廷的所在,日是帝王的象征。李白这两句诗暗示皇帝被奸邪包围,而自己报国无门,他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不见长安”暗点诗题的“登”字,触境生愁,意寓言外,饶有余味。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黄鹤楼》诗,欲拟之较胜负,乃作《登金陵凤凰台》诗。《苕溪渔隐丛话》、《唐诗纪事》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该诗与崔诗工力悉敌,正如方回《瀛奎律髓》所说:“格律气势,未易甲乙。”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李白是天才诗人,并且是属于那种充满创造天才的大诗人。然而,惟独李白临黄鹤楼时,没能尽情尽意,“驰志”千里。原因也很简单,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而,“谪仙诗人”难受、不甘心,要与崔颢一比高低;于是他“至金陵,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直到写出可与崔颢的《黄鹤楼》等量齐观的《登金陵凤凰台》时,才肯罢休。
这虽然是传言,但也挺恰切李白性格。《登金陵凤凰台》博得了“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的赞扬。其实,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崔颢的《黄鹤楼》,它们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其中所回荡着的那种充沛、浑厚之气。气原本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从先秦时代起就被广泛运用。随着魏晋时期的曹丕以气论文,气也就被当做一个重要的内容而在许多的艺术门类里加以运用。虽然,论者对气的理解、认识不完全相同,但对所含蕴的思想性情、人格精神与艺术情调,又都一致认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明显地充溢着一股浑厚博大之气,它使李白观古阅今,统揽四海于一瞬之间,且超然物外,挥洒自如。浑厚博大之气使李白渊深的思想,高妙的见解,阔大的心胸,成为编织巨大艺术境界的核心与精神内含。就像透过“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的巨大立体时空,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搏跳动与诗人的呼吸一样,通过李白的举重若轻,从容自在,以浩然雄大之气充塞整个诗歌境界的努力,也能更进一步感受到他整个诗歌以气夺人的艺术特点。
李白此诗的艺术特点,又在于对时空观念的完美表达。这既体现在对历史与自然的认识上,也体现在他构造时空艺术境界的表达方法上。李白强调的自然永恒不朽,一方面是宣传他的以自然为中心的“物我为一”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揭露历史上的统治神话。因为从古而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他们都宣扬自己的世代永存与精神不灭,并且还把这样一种模式灌输到人们的意识形态当中,使人深信不疑。但是,李白则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即或是极为强有力的统治者,就像秦始皇,他可以“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然而他终归也要“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古风·秦王扫六合》),烟消云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李白看来,宇宙万物之中,能够获得永恒存在的只有自然。一切的繁华与骄奢淫逸都会烟消云散;如果说它们还存在,似乎也只是作为自然的反衬而存在的。另外,李白在表现自然力量的雄大与变化的时空观时,则选取了最为典型的事物,即“三山半落”之混茫与“二水中分”之辽阔,从而构造出阔大的境界,并且把历史的变迁,即时间的改变与地点的依旧,即空间的不改整体地表现出来,启发人们作更深的思考。
《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在格律气势上不分上下。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这是一首饱蘸生活气息,充满真情实感的思母诗。
首句点明时节,渲染思情:霜打芦花,往日那一片片白茫茫的秋日生机欲舍难舍,令他想起了母亲的白发,想起了母亲的故去,不由潸潸泪下。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去年五月归家省亲时的情景: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季节,僧人典当了法衣,买了些粗米拿回家侍奉娘亲,而白头的娘亲就是在柴门边盼望着儿子的的归来……诗如一帧发黄的老照片,一首低回沉婉的曲子,响着余韵,久萦心间。
与恭出家之后未久,其父见背,唯留老母贫苦独守。恭公虽系出家之人,亦不能有负亲恩。虽然自己过的也是清贫淡泊的生活,仍时时接济老母。现在母亲也走了,留下的只是满腔怀念。这首诗并没有华美的词藻,只是用极普通的词语,叙述极平凡的往事。然而,诗中流露的全是一片赤子之心,孺慕之情读来令人深为感动,惋叹不已。
“为子死孝,为妨死忠,死又何妨”。起笔突兀,如两个擎天大柱。子死于孝,妨死于忠,此二句蕴含儒家思想本原。《易。序卦》中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妨。”儒家认为孝之意义在于不忘生命之本源,是道德之根本。忠是孝的延伸,是大孝。德二年(1276)正月二十日天祥出使元营被扣留,次日谢太后派宰相贾余庆等赴元营奉降表,天祥即抗节不屈,其《指南录。使北》有诗曰:“初修降表我无名,不是随班拜舞人。谁遣附庸祈请使?要教索虏识忠妨。”可见天祥之为妨死忠,并非忠于一家一姓,而是忠于民族祖国。这和儒家讲忠孝,但不主张愚忠、愚孝的思想很契合。人能死孝死忠,大本已立,“死又何妨,”视死如归。以一段震古铄今之绝大议论起笔,下边遂转入盛赞张许。“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妨义缺,谁负刚肠”,四句扇对,笔力精锐。光有三光,月为五岳。天祥《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与此文旨意相通。安史乱起,降叛者众,其情痛极。然有张许,堂堂正气,令人振奋。
“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张许二公,血战睢阳,至死不降,“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张巡每次与叛军交手大呼骂贼,眦裂血面,嚼齿皆碎,奈独木难撑,被攻陷城池,当面痛骂叛军,叛军用刀抉其口。许远是位宽厚长者,貌如其心。最终两人从容就义。张许性格不同而同一节义,仅此两句,该画简练有力。“留取声名万古香”,张许肉躯虽死,但精神长存。语意高迈积极,突出张许取义成仁精神。“香”字下得亦好,表达出天祥对二公无限钦仰之情。“后来者,无二公之操,”后来者三字,遂将词情从唐代一笔带至今日,用笔颇为裕如。当宋亡之际,叛国投降者不胜枚举,上自“妨妾佥名谢太清”之谢后,下至贾余庆之流。故天祥感慨深沉如此。“二公之操,百炼之钢”,对仗歇拍,笔力精健。
“人生翕炎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紧承上意,更以绝大议论,衬出儒家人生哲学,和起笔相辉映。翕炎欠意为短促。人生匆匆,转眼即逝,更应当轰轰烈烈做一场为国为民之事业!《易。乾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重生命而不重死,尤重精神生命之自强不息,生生无已。文氏在其文中也多有此意,如《御试策一道》云:“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乃归之自强不息,《中庸》之道,乃归之不息则久。”在《题戴行可进学篇》云:“君子所以进者无他,法天行而已矣。”抒发自强不息之精神。“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假使当时张许二公贪生怕死,卖国降虏,将受人唾骂,遗臭万年,焉能流芳百世?《孟子。告子上》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天祥在此段中对张许二公之赞许正如此意。
“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双庙庙貌幽邃深沉,二公塑像仪容庄严典雅,栩栩如生。又当夕阳西下,寒鸦在枯木间哀婉啼哭。枯木寒鸦夕阳,意味着无限流逝之时间。让世人油然而生人生易老之哀感。天祥却以之写出精神生命之不朽。枯木虽枯,夕阳将夕,自然物象之易衰易变,却可反衬出古庙之依然不改,仪容之栩栩如生,可见世事自有公道,忠妨孝子虽死犹荣。文氏此词重在议论但情寓于景,反衬主题,词情便觉神致超逸,真神来之笔也。“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而对浩然之二公,如有奸雄路过双庙,当愧然自省。结笔寓意深刻,盼横流巨恶,良知应未完全泯灭,有可悟之时。但亦可见其对当时滔滔者天下皆是卖国贼痛愤之巨。
这首词在艺术上也达到很高境界。全词以议论立意,同抒情结体,既有具体形象之美,又有抽象之美。在抒情中蕴含从容娴雅和刚健之美。文中多用对句,句句整齐,笔笔精锐。情景交融,融景入情,极为优美。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评价得那样:“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复、公谨诸公之上。”其论甚为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