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感情浓郁的抒情诗。全诗意在写经乱之后，怀念诸位兄弟姊妹。
此诗读来如听诗人倾诉自己身受的离乱之苦。诗的前两联就是从“时难年荒”这一时代的灾难起笔，以亲身经历概括出战乱频年、家园荒残、手足离散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苦难的现实生活。接着诗人再以“雁”、“蓬”作比：手足离散各在一方，犹如那分飞千里的孤雁，只能吊影自怜；辞别故乡流离四方，又多么像深秋中断根的蓬草，随着萧瑟的西风，飞空而去，飘转无定。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时难，即指题目中所说的“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到白居易和产业，经过这场战乱已荡然无存，骨肉兄弟们为了生计也不得不背井离乡、各奔东西。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写战乱结束后的凄凉景象。战乱纷争终于结束了，然而，田地荒芜，杂草丛生，骨肉亲人仍流离失所，漂泊者相望于道。这两联以作者的亲身经历，描写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历来，战争带给人民的都是无穷无尽的灾难，亲人们有家不能回，战争一起，田地、产业个部付诸东流，劳命伤则一，所有的不幸都得由人民来承担，兴、亡，最苦的都是百姓。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两句，一向为人们所传诵。诗人以“雁”、“蓬”作比：手足离散各在一方，犹如那分飞千里的孤雁，只能吊影自怜；辞别故乡流离四方，又多么像深秋中断根的蓬草，随着萧瑟的西风，飞空而去，飘转无定。“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两句，一向为人们所传诵。诗人不仅以千里孤雁、九秋断蓬作了形象贴切的比拟，而且以吊影分飞与辞根离散这样传神的描述，赋予它们孤苦凄惶的情态，深刻揭示了饱经战乱的零落之苦。
所以结尾，诗人用“明月”这一自古以来就容易引人遐思的美好意象点明了题意。孤单的诗人凄惶中夜深难寐，举首遥望孤悬夜空的明月，情不自禁联想到飘散在各地的兄长弟妹们。他想：如果此时大家都在举目遥望这轮勾引无限乡思的明月，也会和自己一样潸潸泪垂吧！这一夜之中，流散五处深切思念家园的心，也都会是相同的。诗人在这里以绵邈真挚的诗思，构出一幅五地望月共生乡愁的图景，形成了默契。从而收结全诗，创造出浑朴真淳、引人共鸣的艺术境界。
全诗以白描的手法，采用平易的家常话语，抒写人们所共有而又不是人人俱能道出的真实情感。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白居易的这首诗不用典故，不事藻绘，语言浅白平实而又意蕴精深，情韵动人，堪称“用常得奇”的佳作。
相传为李白所作《菩萨蛮》写行人归意云：“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本词起首即由此借来。“短长亭”，短亭、长亭，为古时设在大路边供行人休歇的亭舍。庾信《哀江南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谓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古诗词中“长短亭”的意象历来是与羁旅漂泊之意连在一起的，本词中作者又进而在前面加了“南北”二字，使这长长的“行路”更显得漫漫不尽令人生愁了，因此作者谓之“无情”。路程本身距离的长与短，实为人的感觉，谓其“无情”更是人的情感的投射，所以这“行路无情”实在是“人有情”的表现，以“无情”衬“有情”更显出其“情”的强烈与深刻。接下来作品又从时间长久的角度来进一步写这“年去年来”的羁旅之苦。作者在另一首《南乡子》中写道：“游子绕天涯，才离蛮烟又塞沙。岁岁年年寒食里，无家。”这几句可谓这年复一年的“鞍马”行旅生活的注脚。令作者不堪的还不仅是这没有休止的漂泊之苦，更有一种老大无成而生命虚耗的憾恨，一语“何成”，已见词人憾恨之深；几许“雪茎”，更衬出其悲愁之重。长路漫漫，归期遥遥，匆匆行旅间，鬓丝已染霜雪而事业却无所成——游子漂泊的愁苦、憾恨与困惑就这样一层层地被推向了极致，弥漫于词中。
下片着重描写游子漂泊中孤清之怀。首二句述其寒夜读书的情景。宋黄庭坚《寄黄几复》诗“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句似为词人所本，不过词中所写当为作者生活实情的描述。其中“灯”的意象是耐人寻味的。它照明的不仅是羁旅中的孤舍，实际上更有主人公那颗孤寂的心。在漫漫旅途上，也只有“书”能给他以慰藉，让他得以超脱那难忍的孤独和愁苦。有了这“一檠灯”，整个凄寒的词境也顿然增添了几分暖意。檠，灯架，烛台，这里用作量词。同时，这灯下夜读的情节也向人们展示了主人公清高雅逸的襟怀，下旬中的“窗外几竿君子竹”即是这种襟怀的象征。“凄清”一词很准确地道出了竹子那身处孤寒之境却不失清雅风韵的品质。古人称松、竹、梅、兰为君子四友，故而作者在这里直接称竹为“君子竹”，词人在此直道“君子竹”，其深意便在于表达对不为时困而凛然有节的古君子之风的仰慕与追求。煞尾处“时作西风散雨声”又从听觉感受上来写竹：西风飒飒，竹叶簌簌，好似风吹雨散一般。显然，这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君子竹”那潇洒无畏的风神，传达出的是词人不惧孤寒不夺雅志的精神。竹声“时作”，余音不绝，语虽尽而意未穷。
与唐宋词中某些抒写羁旅情怀之作的明显区别是，词人没有陷于孤独悲戚的情感中而不能自拔，上片言漂泊之苦，作者极尽渲染之能事，但这只是一个铺垫，至下片则一“灯”擎而愁云散，述读书以明志，赋翠竹以寄情，表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可谓“哀而不伤”者也，正如王鹏运评刘秉忠词所云:“雄廓而不失之伧楚”（《藏春乐府跋》）。
这首词分为上下两阕，上阕借景抒情，下阕缘情发议。它从当时世界性的大冲突出发，借助昆仑山脉的高大形象，抒发了诗人彻底改造旧世界，埋葬帝国主义，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伟大抱负。在毛泽东诸多的诗词杰作中，《昆仑》词以厚重的历史感、思想视野的开放性以及想象的新颖雄奇性，占有着特殊的艺术地位。词的上阕作者以夸张、比喻、拟人的手法，浓墨重彩，描绘了昆仑山光影交错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艺术形象。既突出了它“数学上的崇高”和“力学上的崇高”，也突出了它的高寒、多雪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在正与反的强烈对照中，自然引发出一个促人深思的问题：对于此中的历史功过，究竟应当如何评说？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一起笔，巍巍昆仑奔来眼底，以其壮美的雄姿，造成强大的心理震撼。“横空出世”，以天地为上下标线极状其高。“莽”，以视觉印象的迷茫无际极状其广。“阅尽”则有两重意思：一是以人世沧桑为参照物突出昆仑的古老，一是以昆仑作为特定窗口来收视人类创造力的伟大。通过这一双向映照，实现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赋予了昆仑山以历史巨人的崇高地位。人类历史中所包容的异质性的深邃内涵，由于这一变形化处理而变得格外鲜明和尖锐，强烈唤起读者对人类生存空间及人类历史命运的关注。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运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昆仑山披冰盖雪，千里蜿蜒的气势，和这种巨大的自然力带给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巨大自然力的负面影响，到了夏天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酷烈。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情，也因此显得更为急切了。昆仑山是一个如此奇特的存在，它既是力的极致，又是灾的根源。对于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必然引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是对以昆仑山为代表的自然力的深层属性的探索，也是对以昆仑山为见证的人类历史的深层内蕴的探索。诗人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作为集中的关注点，要求做出公正的评判，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向历史挑战的勇气，以及对全人类命运的自觉的责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
词的下阕，是作者对上阕中提出的问题，通过雄奇的想象所做出的美学回答。而今我谓昆仑”，是对“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的强劲对接。“而今是对“千秋”的接榫，“我”是对“谁”的接榫。“当诗人说着我的时候，同时也在指着人类和世界。”（别林斯基语）因此，这句词中所说的“谓”，就自然扩化成作为无产阶级自觉代表的诗人和作为人类历史文化象征的昆仑山之间的直接对话。“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是气吞山河的宣告也是对大山的指令，带有不容违拗的威严性，充分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主宰沉浮的伟力和自信。
“安得倚天抽宝剑，将汝裁为三截。“诗人借助想象的力量，对高寒多昆仑山重新进行工程性的精心裁制。在这举重若轻地扭转乾坤的“抽”“裁”二字之中，形象地表达了通过革命斗争去理想地改造世界的远大志向。战国时楚国的宋玉作《大言赋》，其中有“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宋玉想象着把整个天地化成一辆大车，以大地为车，以圆天为车盖，在这样的大车上，有柄长剑，它的一头自然要延伸到天的外头。李白在《大猎赋》里说“于是擢倚天之剑，弯落月之弓，昆仑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李白想象抽出倚天剑来，只要呵斥一声便使昆仑山轰然倒下。李白的另一首诗《临江王节士歌》写自己的抱负，“白日当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宋代词人辛弃疾《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辛弃疾说需要倚天之剑来拨开云雾见青天。这些诗人的丰富想象显然影响了毛泽东并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但是不同的是，古人笔下是“剑倚天”，而在毛泽东笔下则是“人倚天”，更加凸显人的高大形象。如此高大的巨人自然威猛无比，能够倚天抽剑，把昆仑山截为三段。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诗人继续发挥雄奇的想象，对裁下的三截大山做出了不偏不倚的处理，让昆仑山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在经过兴利除弊的改造后，为全人类共同造福。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曾明确表示：“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段话，可以帮助人们具体理解这三句词中博大精深的理性内涵；这三句词，可以看成是这段话中所强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艺术注脚。“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同此凉热”的“太平世界”，是人类理想社会的代名词，中国古代贤哲把它表述为“世界大同”，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把它表述为“解放全人类”，即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诗人对人类明天的衷心祝愿，也是对本词宏大主旨的画龙点睛。无疑，这一主旨的广阔和重大是旷世罕见的。它的无与伦比的广阔性，在于它对人类历史的全息包容；它的无与伦比的重大性，在于它对人类解放的总体启示。在人类面临二战浩劫的前夕，毛泽东以自己雄奇瑰丽的诗篇，表达出一个明确的方向：惟有彻底变革旧世界的社会结构，才能真正铲除战争的根源，全人类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