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述了诗人与友人分别之后的思念。开首二句即景生情，花开花落，引起对茫茫世事的感叹。接着直抒情怀，写因多病而想辞官归田，反映内心的矛盾。“邑有流亡愧俸钱”，不仅是仁人自叹未能尽责，也流露进退两难的苦闷。结尾道出寄诗的用意，是极需友情的慰勉，渴望和友人畅叙。全诗起于分别，终于相约，体现了朋友间的深挚友谊，感情细腻动人，同时章法严密，对仗工整，用语婉转，堪为七律名篇。
诗是寄赠好友的，所以从叙别开头。首联即谓去年春天在长安分别以来，已经一年。以花里逢别起，即景勾起往事，有欣然回忆的意味；而以花开一年比衬，则不仅显出时光迅速，更流露出别后境况萧索的感慨。
颔联写自己的烦恼苦闷。“世事茫茫”是指国家的前途，也包含个人的前途。当时长安尚为朱泚盘踞，皇帝逃难在奉先，消息不通，情况不明。这种形势下，他只得感慨自己无法料想国家及个人的前途，觉得茫茫一片。他作为朝廷任命的一个地方行政官员，到任一年了，眼前又是美好的春天，但他只有忧又苦闷，感到百无聊赖，一筹莫展，无所作为，黯然无光。
颈联具体写自己的思想矛盾。正因为他有志而无奈，所以多病更促使他想辞官归隐；
尾联则是说他看到百姓贫穷逃亡，觉得自己未尽职责，于国于民都有愧，所以他不能一走了事。这样进退两难的矛盾苦闷处境下，诗人十分需要友情的慰勉。尾联便以感激李儋的问候和亟盼他来访作结。
这首诗的艺术表现和语言技巧，并无突出的特点。有人说它前四句情景交融，颇为推美。这种评论并不切实。因为首联即景生情，恰是一种相反相成的比衬，景美而情不欢；颔联以情叹景，也是伤心人看春色，茫然黯然，情伤而景无光；都不可谓情景交融。其实这首诗之所以为人传诵，主要是因为诗人诚恳地披露了一个清廉正直的封建官员的思想矛盾和苦闷，真实地概括出这样的官员有志无奈的典型心情。
这首诗的思想境界较高，尤其是“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两句，自宋代以来，甚受赞扬。范仲淹叹为“仁者之言”，朱熹盛称“贤矣”。这些评论都是从思想性着眼的，赞美的是韦应物的思想品格。但也反映出这诗的中间两联，在封建时代确有较高的典型性和较强的现实性。事实上也正如此，诗人能够写出这样真实、典型、动人的诗句，正由于他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较深的生活体验。
这首《好了歌注》是对《好了歌》所表达的思想进一步具体、生动的阐发。它形象地刻画出封建统治崩溃前夕的种种衰败景象：满床的朝笏玉板不见了，只剩下空荡零落的厅堂；歌舞场长满了衰草枯杨；画栋雕杨结满了蜘蛛网；公子变成了乞丐，小姐流落为妓女；达官贵人扛上了枷锁，酸儒新贵反倒穿上了紫蟒。这个下台那个又登场，真是可笑而又荒唐。这就是所谓“‘了’（断绝俗缘）便是‘好’（得到解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地主阶级的好景已到末日，统治者之间一切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正面临着经济上的崩溃，政治上的没落，道德上的败坏，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的严峻现实。作者用“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嘲讽这一阶级在垂死前权势利欲争夺的可笑。作者在歌中所揭露的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和种种危机，以及他对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斗争所持的否定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曹雪芹所处的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现实的出路，所以这里所宣扬的“‘好’便是‘了’”，“‘了’便是‘好’”，就包含有浓厚的虚无厌世和宗教色彩，我们对它要有正确的认识。这些消极因素曾被新、旧红学家所扩大渲染，用以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意义，这也是应该避免的。
这篇墓志铭既记述了袁枚一生的行迹，又评价了他的政绩、品德和才学，且选取具体事例，着意于性格刻画。以切实求生动，于叙事寓情韵，因而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铭文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语调与韵脚幽深婉转，感人至深。
作者对袁枚的一生和为人的了解具体而人微，所撷取的业绩和生活片断甚是精当，谋篇布局极为深远周密，一扫罗列堆叠，从而可以见出作者所谓的“格”。全文八百多字分成五个段落，述及死者的身世、学业、仕途、品德、才华、际遇、成就等诸多方面，扼要真切而中肯，可谓简洁得体，遣词造句颇具功力。
第一段首句交代了籍贯名讳后，以“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这三句指出袁枚的名声是解官后的文学成就较之其官声政绩更大，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接着在写袁枚从少时直到终居江宁的一段简历中颂赞了袁枚年轻时学有所成，现场命题作文一挥而就，才思敏捷，词赋华丽，因而受到显宦的赏识，得推荐参加乾隆二年（1737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虽然“及试报罢”，没有选上，但隔年乡试中举，又一年即进士及第。作者着重说明的是袁枚确有真才实学并且好学。庶吉士散馆后他没有能留在翰林院，而被分配在江南做知县。但以他的才能，又受到总督的赏识。文中通过两位显官的识才爱才，托出袁枚的天资聪颖，学习有方，年轻时即崭露头角。以昭彰铭主的才气横溢。从袁枚在江宁这一任上的表现“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就反映出袁枚的素质、品格和吏治才能。作者对袁枚这段二十余年的主要经历没有花更多笔墨，而是把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分为三段逐一铺排，把所要颂赞的非凡才华、文学成就、吏治官声等情节曲折写来，布局不落俗套。这些事迹通过翔实的材料、朴素的词语、简洁流畅的语言展现出来，令读者信服地确立起墓主人的高大形象，具有耐人咀嚼的“味”。
第二段铺排的是袁枚的仕途际遇和道德风貌。“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既是慨叹语气，又似代为不平之鸣，惋惜其怀才不遇，宦途一开始就不利，放外任只做得个知县，直得不到擢升。“著才矣”三字直道尽了袁枚在担任知县期间所展示的卓越才能，用字简练而有力。对袁枚的好客和待人接物尤其是对后学的爱护，这些都用人微的描写毕现了一个宽厚长者和学者的风度，从而令人肃然起敬。又更插人一句描绘四方慕名造府和当年随园的风光、盛况而且当为作者所目睹的文字，越发增强了材料的翔实感。
第三段是颂扬袁枚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广大。赞袁枚占文法功底深厚，在散文骈文方面不是一味仿效前人而有开拓。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下的工夫尤深，竟然达到了世人想要生发而未能达到的境界。作者从基于袁枚生前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出发，誉其为“百余年来第一人”的评价显得有根有据，令人感到站得住脚，不为过分。这一段并无浮靡奉承之同，只淡淡数语，却收不显而自显之效。
第四段颂赞袁枚吏治能力，写得别出机杼。以袁枚父亲匿名察访和百姓对袁知县的反映一事引出，娓娓动听，可见作者的文章平淡中自有其活泼。“朝治事，夜饮吟”一笔是赞赏袁枚为官仍不失名士风雅。以民间传刻审理案件的事迹来间接道出袁枚的吏治业绩及其谦虚美德，也颇具匠心。
第五段除了叙述墓主人的身后之外，交代了作者所以知之甚详是因与袁枚是世交，而且同住江宁长期交游在一起，当是知之最深，使人益信作者所青。最后结尾用铭文有重点地统括了全文内容。
全文在叙述时既错综变化，又脉络分明，不板滞，不凌乱，而能突出袁枚的主要精神和成就。在评价时用语极注意分寸，无谀墓之嫌。全篇五段首字均以“君……”开端，有整齐协调之感，可谓自成一格。章法严谨，词句合乎古法。从这篇墓志铭可以看出作者所主张的写作文章的观点是从义理、考证、辞章三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以及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清代墓志铭中的佳篇。
江淹曾不无深情地写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离别，成了大多数人的书写，灞桥的泪，长亭的柳，阳关的雪，凡可入诗者皆可寄托离别的伤与怨。这份感情，在通讯和交通都非常困难的古代，似乎只有求之于诗词，才可告慰。比如周邦彦这阕《定风波》。
词一开篇，词人以一句半带劝诫半带命令的口吻跟自己眼前的佳人说道：不要倚仗自己擅长歌唱，就小觑了这首歌，这首歌能有几个人知道呢？黛是古时女子画眉的青黑色的颜料，“黛眉”于是特指女子之眉。如晋左思《娇女诗》：“明朝弄梳台，黛眉类扫迹。”唐温庭筠《春日》诗：“草色将林彩，相添入黛眉。”“敛黛眉”，即皱眉。在离别之际，词人想再听一遍歌，可佳人却唱不出，所以皱眉表示为难。或许词人看到对方为难，就不让唱了。接着说出了自己的期望：等到将来再相逢时，趁着花香月色，再来唱这首歌吧。
过片交代时间慢慢流走。这里将更漏拟人化，以一个“恨”字来表达对时间的不满。金昌绪在《春怨》中写道：“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打黄莺与恨更漏，同一心理。黄莺和更漏，本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间感情，但在有心之人看来，却都沾染了人类的感情。再如杜牧的“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这里的蜡烛则能体会到离别人的悲伤，也跟着离人流泪。古人的这种创作手法看似无理，却能够让读者切实感到那种深情。
离别之际，难免要借酒以缓舒伤悲。因此，词人劝道“休诉金尊推玉臂”。同是劝酒，但因对象不同则有区别，这里可见出周邦彦的高妙技法。“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男人间的劝慰，虽悲恸却干脆。周邦彦面对的是一佳人，所以他用“玉臂”交代出对方身份。玉臂，特指女性的胳膊，如杜甫“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离别之际，就别说不胜酒力了，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明天就分别了，即使想再喝，又有谁来给你斟满呢？满腹无奈，都跟着这离别的酒，喝到了梦里。
陈郁曾评价周邦彦：“美成自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可爱”，用来评价这阕《定风波》非常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