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花周，自从今日重新数。碧瑶杯重翠涛深，笑领飞琼语。此去华筵喜聚。听传宣、云间紫府。万分如意，凤诏便蕃，香轩容与。
甲子花周，自从今日重新数。碧瑶杯重翠涛深，笑领飞琼语。此去华筵喜聚。听传宣、云间紫府。万分如意，凤诏便蕃，香轩容与。
这首诗描写了无处不在的春天，处处倾泻出活泼泼的生机，表现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抒发了诗人超尘出俗、思归田园的思想感情。
首联描写诗人信步走到东园、走过西堰，发现处处春意盎然。颔联诗人从时间长、空间广两方面写春光无处不在。“连”表示时间持续不断，“绝”表示分布很广，用词精炼而准确。颈联两句写细小的动态“鸟飞”、“鱼戏”，并夹杂了诗人的感受，“觉”、“知”非常细腻、逼真地传达出诗人面对大好春光时欣喜万分、轻松愉快的心理感受。尾联诗人笔锋一转，从另一个角度，即雨后天晴这一特定时段写春天山村里特有的静谧与洁净，扩大了春天的内涵，春天不仅生机勃勃，春光无限，而且还有明净与和谐。
这是一首吟咏春天的诗，以诗人特有的感觉感受春天，以诗人特有的笔触瞄写春天，清新自然，生机无限。尤其是第三联，“鸟飞村觉曙”与孟浩然的诗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晓》），语意暗合。“鱼戏水知春”联想到苏试的名句“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晚景》），但不同的是，作者王勃从诗人的感受写起，流露出诗人内心的惊喜意外，而苏轼的诗句却是从鸭的感受写起，鸭子最先感受到春天江水温度的变化，诗人只是作纯客观的描述。
另外，诗人采取由面到点，点面结合的写作手法描写春天。第一、二联是面，“东园”、“西堰”、“四邻”是从地域上写春满人间，“连三月”是从时间上写春光无限。第三联是点，写“鸟飞”、“鱼戏”，把春意渲染得强烈浓郁、无处不在。
最后一联即景抒怀，抒发了诗人“何处染嚣尘”的出尘脱俗之心态。王勃面对色彩斑斓的春色，看到东园、西堰的花红柳绿，鱼鸟戏春，借“初晴山院里，何处染嚣尘”的明净美景，抒发了自己内心深处长期萌动的超尘出俗、思归田园的心态。
此词上片写在游乐之地失去情侣以后，纵然娱乐也悲伤；下片先以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最后以景结情。词中运用反衬、比兴的手法，以乐写哀，用春花怒放之景反衬失却伴侣之悲，用笙歌反衬愁肠欲断之伤，用蝶燕双双反衬孤寂之感，具有民歌格调。全词情景相渗，构思新颖，风流蕴藉，雅淡自然，体现了冯词的特色。
上片写“失却游春侣”、 “独自寻芳”之悲。“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满目悲凉。”“花前月下”，原为游春男女的聚会之地；而偏偏在这游乐之处，失却了游春之侣；花前诚然可乐，但独自一人，徘徊觅侣，则触景生情，适足添愁，甚而至于举目四顾，一片凄凉，大好春光，亦黯然失色。
“纵有笙亦断肠。”笙歌在游乐时最受欢迎，但无人相伴，则笙歌之声，适足令人生悲。“纵有”两字，从反面衬托失去之痛：笙歌散尽，固然使人因孤寂而断肠，但他却感到即使笙歌满耳，也仍然是愁肠欲断。
下片写因见蝶燕双双，兴起孤独之感。“林间戏蝶帘间燕，各自双双。”自己失却游春之侣而影单形只，但闲步四望，只见彩蝶双双，飞舞林间；蒸儿对对，出入帘幕。
“忍更思量，绿树青苔半夕阳。”彩蝶、燕儿都成双做对，使他怎能再耐得住自己的孤独之感！“绿树青苔半夕阳”一句，以景结情，夕阳斜照在绿树青苔之上的静景，正与上片的“满目悲凉”之句相拍合。
冯延巳词具有民歌格调者不少，且善于运用比喻、起兴，如《蝶恋花》词：“几日行云何处去？”是以“行云”暗喻浪子，浪子行踪如浮云飘荡，竟然“忘却归来”。由此兴起思妇春怨：“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而这首《采桑子》词，则是以描写蝶燕双飞之乐兴起自身孑然无侣的孤独之感，这种写法在民歌中是经常使用的。
文章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是振聋发聩之语。这虽与中国农本主义的传统有关，但更是基于作者对当时读书做官、物欲横流的不良风气的深切痛恨及批判。作者指出应尊重“苦其身，勤其力”“以养天下之人”的农夫，批评了一心想做官发财的读书人，表现了极为可贵的进步思想。全文语言浅近贴切，叙事议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但“颇有言近指远之处”。
这封家书原不分段，但从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讲了四层意思。
首先是郑燮从家中来信得知的信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这对远在山东作七品知县的他是很大的欣慰，因为宦海不仅凶险，而且肮脏，郑燮是厌倦了官场生涯的，后方家园有此气象，无异有着极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叹“堪为农夫以没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极深，不言而自见。至于叮嘱备制足够农活用具，家人都要习作农活，以及待穷亲友要有“暖老温贫”情意，日常饮食应粗茶淡饭自供等等，全为强化“靠田园长子孙”的厚道而自俭“气象”。
由此而紧接着申述“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观念，这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要强化上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作者自己原已是个地道的“士”，却申称在农、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强调“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显得很奇突。读者不应认为郑燮恪守的是小国寡民式的小农思想，进而以为在城市经济已趋发达的清中叶，这种思想是保守落后的。郑燮的这些想法，一是儒家农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现，此中还有民本观念；二是他这个从小生活于农村的下层知识分子出身者对乡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与世俗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为的比较中形成农夫才算是“天地间第一等人”的观点。他其实并非要一笔抹倒“士”的价值，他讲了“士”本应“又高于农夫一等”的，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是，世道风气却变为“士独于民大不便”，专门孳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令正派士子为之气短，反而“捱人笑骂”。所以，郑燮显然是有所激愤而发，这一层必须得看到。
到这里，农为四民之首而士为末的道理已讲透，可是他还旁敲侧击地加上一笔：“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所谓“唐人《七夕》诗”，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李商隐《七夕》云：“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则确是“皆作会别可怜之语”的。而牛郎、织女命名的本旨，是“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而唐人诗又确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书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体力行，在“重农夫”上，“勤谨”而不准“荡轶”上告诫兄弟子侄辈，从具体行为上强化前述“靠田园长子孙气象”。
最后再从田产设置上嘱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贪求过多，占人产业，并将结束语落实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为“家书”，本是随意写来，意行则行，意止则止，不必花梢，多饰语。这通家书即平实而生动，真挚恳切之极，而文字却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绝不散漫，在“意”的缕析上，犹如茧裹而紧圆，脉理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