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胠箧”的意思是打开箱子。本篇的主旨跟《马蹄》篇相同，但比《马蹄》更深刻，言辞也直接，一方面竭力抨击所谓圣人的“仁义”，一方面倡导抛弃一切文化和智慧，使社会回到原始状态中去。宣扬“绝圣弃知”的思想和返归原始的政治主张，就是本篇的中心。
全篇大体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至“而天下始治矣”，从讨论各种防盗的手段最终都会被盗贼所利用入手，指出当时治天下的主张和办法，都是统治者、阴谋家的工具，着力批判了“仁义”和“礼法”。第二部分至“法之所无用也”，进一步提出摒弃一切社会文化的观点，使“绝圣”的主张和“弃知”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余下为第三部分，通过对比“至德之世”与“三代以下”的治乱，表达缅怀原始社会的政治主张。
本篇深刻揭露了仁义的虚伪和社会的黑暗，一针见血地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但看不到社会的出路，于是提出“绝圣弃知”的主张，要摒弃社会文明与进步，倒退到人类的原始状态。这是庄子社会观和政治观的消极面。
这首词写了一座神庙的景象。
上片头二句写出庙词的环境，境界深邃。“翠娥”二句，是写神仙们已去，空留庙宇，含有抚昔伤今之意，与崔灏《黄鹤楼》诗中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黄鹤楼”意境相似。
下片写庙内清凄的景象：古画犹在，旧日仙人们的车驾犹存，而仙人们已去，清夜沉沉，银灯隐约，一派阴森气象。
该词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抒写出革命青年对国家命运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蔑视反动统治者，改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全词在片语之间，融情入理，情景交融。
上阕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生机勃勃的湘江寒秋图，并即景抒情，提出了苍茫大地应该由谁来主宰的问题。“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一个“看”字，总领七句，描绘了独立橘子洲头所见到的一幅色彩绚丽的秋景图。既是四周枫林如火的写照，又寄寓着词人火热的革命情怀。红色象征革命，象征烈火，象征光明，“万山红遍”正是词人“星火燎原”思想的形象化表现，是对革命与祖国前途的乐观主义的憧憬。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则是词人对自由解放的向往与追求。词人从山上、江面、天空、水底选择了几种典型景物进行描写，远近相间，动静结合，对照鲜明。这七句，为下面的抒情提供了背景，烘托了气氛。“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叹，这一问道出了词人的雄心壮志，表现了他的博大胸怀，由写景直接转入抒怀，自然带出下半阕的抒情乐章。
下半阕着重抒情，但也不乏情中含景之处。“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以峥嵘形容岁月，新颖、形象，自然地引起对往昔生活的回忆，将无形的不平凡岁月，化为一座座有形的峥嵘山峰，给人以巍峨奇丽的崇高美。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个“恰”字，统领七句，形象地概括了早期革命者雄姿英发的战斗风貌和豪迈气概。“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也是一幅奋勇进击、劈波斩浪的宏伟画面。可以说，这首词的崇高美，是以情为经线，景为纬线，交织而成的。
全词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提出了“谁主沉浮”的问题，表现了词人和战友们为了改造旧中国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壮志豪情。
姑苏，即姑苏山，在今江苏苏州市，春秋吴王阖庐始于山上建台，在其子夫差时竣工，人称姑苏台，其台横亘五里，夫差曾在台上备宫妓千人，又造春宵宫，为长夜之饮，越国攻吴，吴太子友战败而焚之。后人常借吟咏姑苏台来抒发对吴越争霸历史的感喟。此诗就是许浑舟行经过姑苏，登台吊古所作。
首联叙登台。上句以平叙之笔直接点题，“宫馆余基”指姑苏陈迹。“辍棹过”言舍舟登岸，凭吊古台。下句“黍苗”承“宫馆余基”来，初登台基，放眼眺望，只见残砖败瓦间禾黍成行，断壁颓垣上蒿草丛生。“黍苗”二字实写眼前景色，又暗中脱化《诗经·黍离》诗意，借古人亡国之哀思，表现自己对人世沧桑的感慨。“独”字传神，将独来吊古那种惆怅情绪写得极真。“悲歌”即含黍离之悲意。这一联以叙事起，以情语接，用一“悲”字奠定全诗感情基调，语言平淡而富有深韵，已然将读者引入浓厚的思古气氛中。
颔联以赋笔铺写姑苏台遗址景象，但景中意蕴深藏。一边是人去台空的荒凉阒静，另一边则是争食新草的麋鹿和各据莎草、筑巢栖息的水鸟。这一联遣词用字极为考究：野鹿、凫鸥性极警觉，在此栖游，可见荒台空苑之静寂；新草、浅莎，当春始发，正见出春机盎然之状。动词“争”、“占”，绘出了自然界旺盛的生命活力。工整的对仗，显示出诗人匠心独到之处，这里并置着的人事意象和自然意象，通过精确而富于表现力的形容词与动词的修饰连接，把历史陈迹的死寂与自然生命的生机统一于有机的画面中，形成强烈的生和死的比差，活生生地逼出人们心中历史无情、自然永恒的悲情。这一联以表面的赋法铺写，包裹着深沉的内核，诗人充分利用了律诗对偶的特点，以各个意象间强大的张力，造成形象大于思想的艺术效果，以空外传音的方式，暗示出作者吊古的情绪。
颈联使用比兴手法表现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吴岫雨来”、“楚江风急”看似实写眼中景色，然而“吴”、“楚”字面，可以引发历史联想，惊风飘絮，雨打浮萍既为国破家亡象征意象，亦可被认为其意味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晚唐政治现状，似此似彼，亦此亦彼，彼此难分。“虚槛冷”是山雨将至时，诗人登台凭槛的思绪，是眼前天气变化造成的，同时它又是诗人怀古而产生的，对时局和个人前途的寒颤情绪。风雨中的远帆，是诗人眺望中所见，亦可视为他在怀古中体悟出的回避乱世、远身避祸的道理、事实上，诗人“自有还家计，南湖二顷田”（《夜归丁卯桥村舍》）的想法，正是有感于乱世产生的。
诗的中间两联写景，是诗人对传统诗歌赋、比、兴手法的熟炼运用，又见出他对七律这一体裁的得心应手，可谓左右逢源，佳句迭出。
尾联照应篇首，抒发诗人历史无情、自然永恒的感慨之情。“忠臣”，指伍子胥，吴越战争时，夫差败越，越王勾践求和，子胥力谏吴王不可应允，吴王夫差不从，且偏信伯嚭谗言，迫子胥自杀，弃尸江中，后来越国果然击败吴国。“可怜”句，是诗人对伍子胥悲剧命运的哀悯感叹。孔子面对滚滚流水，曾发出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急风吹帆的大江，在滔滔白波中向东而去，消失在天际。人生短促、历史无情，自然永恒，使诗人思绪万端。
此诗以叙事起，以绘景结，中间两联以写实和象征兼用之笔承转首尾，使通篇圆转流畅，同时又以“独悲”二字统领全诗，在整个意境空间中灌注伤今悲古的悲怆凄凉之气，与其五律诗的“高华雄浑”形成迥然不同的风格，这种风格为后人极推崇，宋人范晞文说：“用物而不为物所赘，写情而不为情所牵，李、杜之后，当学者许浑而已。”（《对床夜语》）可见许浑七律，在唐朝诗人中，是占有很高地位的，此诗亦可以证明这一点。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