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作者目睹的南山烧畲的情况，并记录了邻舍老翁关于楚、越烧畲种田的介绍。从这些描写中，表现了农民劳动的辛勤，和农民的善良及对生活充满着希望。从这些描写中，更表现出官府剥削的严重，和官税的害人。诗人对农民的同情，对官府的怨恨也在这些描写之中表现出来。
这首诗由三部分组成。前八句是作者谈自己看到的南山烧畲的情况。这部分写得有声有色，烧畲的过程安待得清清楚楚。作者先写自己“起来”看见南山山火烧山田，再写山火似灭而复燃，并连成一片，又参差不齐地向山崖烧去，渐渐地烧向青色的石壁。最后写近处的山火随着一阵回风过后熄灭了，而远处的山火又卷起了赤色的火焰，并把茅崖照得通红。这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
从第九句到第三十句是这首诗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通过邻舍老翁的口介绍了楚、越烧奢种田的情况。这位老翁还没等发言，就“倚插泪淆然”，可见在这位老翁的心里有着深深的痛苦，这就为最后揭露官府的重税奠定了伏笔。接下去，诗文没有谈这位老翁如何痛苦，也没有直接交待这位老翁“欲潸然”的原因，而是大写特写农民烧奋种田的盛况。这些农民在“新年春雨晴”的时侯举行酬神赛会，求神问卜，得到了宜于种田的吉卦。他们在桑树枣树之下商量种田事宜，又放火烧山，挥镰割草，种得“豆苗虫促促，篱上花当屋”，他们养猪养鸡，辛勤劳动，他们迎来了一年的丰收。如果诗文到此为止，如果这首诗没有老翁“欲潜然”的描写，人们会把这首诗与一般描写“农家乐”的诗混为一谈。
这首诗的可贵之处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仅两句诗：“谁知苍翠容，尽作官泉税。”原来，农民们为之贼出辛勤劳动并寄以莫大希望的“苍翠容”，竟然全部被统治阶级以“官家税”的形式抢走了，农民从一年的丰收中什么也没有得到。这就是这位老翁“欲潜然”的原因，也是诗人作诗的真正意图。诗人在这首诗的第二部分大写特写农民的辛勤是为了揭露唐代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乡大写特写农民的希望是为了指出是官府的重锐使农民的希望破灭。
如上所述，这首诗结构新颖，诗文波澜起伏，情节曲折多变化。诗人先写自己所见，再写自己所闻，所见与所闻互相补充，最后两句篇末点题，说出诗人作诗的真正用意。其次，这首诗有叙述有描写，描写与叙述紧密结合。这首诗较多的是叙述性语言，这些叙述性的语言清楚地交待了烧舍种田的过程，使全诗层次分明，内容充实。这些叙述性的语言是全诗的骨干。这首诗也有不少描写，这些描写使这首诗形象生动。“豆苗虫促促，篱上花当屋”，“废栈豕归栏，广场鸡啄粟”，篱笆上，堂屋前，苗茁壮，花鲜艳，猪归栏，鸡啄米，写得火火有生气，这是人们辛勤劳动的成果，这中间寄托着农民的希望，也写出了农民对生活的热爱。“风驱槲叶烟，槲树连平山”，“迸星拂霞外，飞烬落阶前”，写出了满山槲树叶，遍地烧山烟，火星飞天外，灰烬落阶前的情景。这里既突出了烧畲种田的壮观景象，又突出了景物多变化的持点。再其次，这首诗的语言灵活多变化，骄散并用。诗中有不少句子对仗工整，流杨优美，“差差向岩石，冉冉凌青壁”，“废栈豕归栏，广场鸡啄粟”，“迸星飞霞外，飞烬落阶前”等句子就是这样，而这些诗句又与散文化的诗句配合使用，“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邻翁能楚言，倚擂欲潜然”，“谁知苍翠容，尽作官家税”，这些都是通俗的口语，有明显的散文化的倾向。这首诗在押韵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多次变换韵脚，使全诗显得形式灵活多交化，避免了呆板的缺点。
这组绝句写在杜甫寓居成都草堂的第二年，即代宗上元二年（761）。题作“漫兴”，有兴之所到随手写出之意。不求写尽，不求写全，也不是同一时成之。从九首诗的内容看，当为由春至夏相率写出，亦有次第可寻。
杜甫草堂周围的景色很秀丽，他在那儿的生活也比较安定。然而饱尝乱离之苦的诗人并没有忘记国难未除，故园难归；尽管眼前繁花簇簇，家国的愁思还时时萦绕在心头。其本意是写景抒情，并未有批判女子作风的意思，但因为其中两句所用意象“柳”“桃花”也用来形容女子，所谓残花败柳，面若桃花等。且诗中极尽其轻浮的状态，所以常被后人用来暗指女子作风的轻佻，不羁。
这首诗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辞采稳重匀称，诗句兴寄微婉。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大意是说：自从离开草堂，常常焦虑沙岸崩塌，损坏药栏，现在恐怕连同江槛一起落到湍急的水流中去了。这虽是诗人遥想离开成都之后，草堂环境的自然遭遇，但这也体现了诗人对风风雨雨的社会现状的焦虑。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当年诗人离开草堂时亲手培植的四株小松，才“大抵三尺强”（《四松》），诗人很喜爱它，恨不得它迅速长成千尺高树；那到处侵蔓的恶竹，即使有万竿也要斩除。诗人喜爱新松是因它峻秀挺拔，不随时态而变，诗人痛恨恶竹，是因恶竹随乱而生。这两句，其句外意全在“恨不”、“应须”四字上。杨伦在《杜诗镜铨》旁注中说：这两句“兼寓扶善疾恶意”，这是颇有见地的。乱世的岁月里，诗人的才干难以为社会所用，而各种丑恶势力竞相作充分表演，诗人由此感慨万分。这两句，深深交织着诗人对世事的爱憎。正因为它所表现的感情十分鲜明、强烈而又分寸恰当，所以时过千年，至今人们仍用以表达对于客观事物的爱憎之情。
此诗的后四句落到“赠严郑公”的题意上。“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生理，即生计。黄阁老，指严武。唐代中书、门下省的官员称“阁老”，严武以黄门侍郎镇成都，所以这样称呼。金丹，烧炼的丹药。这两句说，诗人的生计全凭严武照顾，衰老的身体也可托付给益寿延年的丹药了。这里意在强调生活有了依靠，疗养有了条件，显示了诗人对朋友的真诚信赖和欢乐之情。
最后两句，诗人忽又从瞻望未来转到回顾过去，有痛定思痛的含义：“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诗人自762年（宝应元年）七月与严武分别，至764年（广德二年）返草堂，前后三年。这三年，兵祸不断，避乱他乡，飘泊不定，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诗人过去常读古乐府诗《行路难》，等到身经其事，才知世事艰辛，人生坎坷。“行路难”三字，语意双关。一个“信”字，包涵着诗人历经艰难困苦后的无限感慨。
全诗描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辞采稳重匀称，诗句兴寄微婉。诗人将欢欣和感慨融合在一起，将瞻望与回顾一同叙述，更显出了该诗思想情感的深厚。
这是一首辛辣的讽刺诗。在此诗作者眼中，高克带领的部队，战马披甲，不可谓不雄壮；战车插矛，不可谓不威武。可是清邑的士兵却不是在为抵御敌人随时可能的入侵而认真备战，却在河上逍遥游逛，耍弄刀枪；身为将帅的高克也闲来无事，只是以练武来消磨时光而已。此诗讽刺的对象是高克，而最终深深斥责的是郑文公的昏庸。
至于为什么说讽刺的矛头最终是对准郑文公，古代有一位论者分析得很有道理：“人君擅一国之名宠，生杀予夺，唯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诛之可也。情状未明，黜而退之可也。爱惜其才，以礼驭之亦可也。乌可假以兵权，委诸竟上（边境），坐视其离散而莫之恤乎！《春秋》书曰：‘郑弃其师。’其责之深矣！”（朱熹《诗集传》引胡氏语）。总之，在抵御外敌之时，郑文公因讨厌高克反而派他带领清邑士兵去河边驻防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全诗共三章，写清邑士兵在黄河边上的彭地、消地、轴地驻防时的种种表现。表面上是在称颂他们，说他们的披甲战马如何强壮，奔驰起来又如何威风；战车上装饰着漂亮的矛，是如何的壮盛；军中的武士也好，主帅也好，武艺又是如何高强。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河上闲散游逛。每章的最后一句如画龙点睛，用“翱翔”、“逍遥”、“作好”等词来揭出本相，其讽刺的手法是较为含蓄的。从诗的章法上说，三个章节的结构和用词变化都不甚大，只有第三章与前两章不同处较多。作者采用反复咏叹的手法，以增强诗歌的气势和表现力，从而达到其讽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