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自辛稼轩始，豪放词异军突起，与婉约词并称大宗。但这两种词风并非对立，而能兼容，特别是一些辛派词人仍能于豪放中见其婉约，词的委婉细腻的特质并未消失。在刘过的《龙洲词》中，那些长调颇受稼轩词的影响，豪放狂逸是其主导风格。而大部分小令却写得宛转有度，深沉多情，仍旧保持了婉约词的基本特征。这首《醉太平》便是一例。词的上阕写女子弹筝，下阕写女子对情人的萦念。题材虽不离艳情，但却能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以白描的手法刻画人物、描写环境、抒发感情。这一点既不同于花间词的剪江刻翠，也有异于南宋词坛上姜夔、吴文英那种刻意求工，表现出它自己特有的风格。
词的主旨在于相思忆别。上阕为下阕作了铺垫，下阕是上阕的发展和深化。起首二句从内心和外貌两个方面刻画女子的形象：她的感情非常深挚，她的思想非常真诚。不但品德好，仪容也很美。仅仅“眉长鬓青”四字，便把她美丽的容貌刻画出来。古代女子以长眉为美。这里仅以寥寥四字，便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把人物的主要特征——两道修眉，一头秀发，非常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它没有浓墨重涂，而只是象素描一般，几笔勾勒，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小楼”二句，写环境，写动作。在唐宋词中，凡称小楼，或指佳人独处的妆楼，或指文人孤栖的寓所。因此长期以来小楼在读者的心目中成为一种诗化的意象。这里的小楼，是指女子的妆楼。此刻一轮明月，照进小楼，如此良夜，这位女子弹起秦筝，清音缭绕，令人陶醉。词人没有也不可能在小词中像韩愈《听颖师弹琴》、白居易《琵琶行》那样，以众多的比喻形容音乐的美妙动听，而只是用“春风”二字概括出筝声的神韵。这声音好似春风，它荡漾于小楼，使楼内充满温馨；它萦回于女子的心房，使她情意绵绵。此处的“写”字，用语极其工妙，它既生动地表现出了筝声意境和神韵，又暗示了女子的灵心慧性，表现力极强，可谓千锤百炼，妙手偶得。下阕又陡转笔势，将沉浸在甜蜜中的回忆拉回到寂寞相思的无情现实。“思君忆君，魂牵梦萦”，也是用白描手法，纯系口语白话，然又归于醇雅。用语极其工丽，但其艺术效果却不如这里来得好。原因何在？就在简炼明确如从口出，因而入人最易，感人也深。倘加以状语、定语，再间以典故，丽则丽矣，工则工矣，但读后需费一番思索。此则白描一大好处也。“翠销”句谓由于分别已久，室内画屏彩色已渐渐销退，暖香已渐渐减少。简单六个字，把眼前与往日、环境与内心高度地浓缩在一起，可谓高度凝炼简洁！都充满了不胜今昔之感，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更那堪酒醒”，暗示这位女子曾经以酒浇愁，想在醉乡中解脱相思的困扰。酒醒以后，离愁重新袭来，更觉不堪。所谓“举杯销愁愁更愁”也，也大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的境界。“更那堪”三字，道尽个中况味，亦白描之特点也。
全文以作者青年时代朝夕所居的书斋项脊轩为经，以归家几代人的人事变迁为纬，真切再现了祖母、母亲、妻子的音容笑貌，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三位已故亲人的深沉怀念。作者借一轩以记三代之遗迹，睹物怀人，悼亡念存，叙事娓娓而谈，用笔清淡简洁，表达了深厚的感情。全文语言自然本色，不事雕饰，不用奇字险句，力求朴而有致，淡而有味，营造出一种清疏淡雅的感觉。
文章所记的一切，都紧扣项脊轩来写，而以“悲”“喜”作为贯串全文的意脉。第一段写项脊轩经过修葺和美化环境之后的幽雅可爱和自己在轩中“偃仰啸歌”、自得其乐的情景，是从“喜”字立意，也反衬下文所叙项脊轩环境遭到破坏之可悲，引出对往事的无限追怀。第二段分两层：第一层叙父辈分家，完整的庭院被分隔得杂乱不堪，项脊轩不再是一个读书的幽雅所在。第二层以抚育两代人的老妪作为联结，围绕项脊轩回忆母亲与祖母遗事，抒发自己怀念亲人的凄侧之情。这段从“悲”字立意。第三段写“轩凡四遭火”的变故，虽“得不焚”，亦足见项脊轩命运之乖蹇。这是“悲”的内容的进一步补充。补记的一段，写项脊轩后来又发生的变化，重点追叙与亡妻共同生活的情趣，抒发沉痛的悼亡之情，进一步增添了悲凉的气氛。由于文章自始至终贯串着悲、喜的感情变化，又有项脊轩作为全文的轴心，所以一些看似散漫无章的生活琐事就结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散而神不散。
作者善于抓住具有特征的语言、行动和生活细节来表现人物，从不同的角度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情态各别。对母亲，写她听到女儿呱呱而泣时以指叩扉的动作和“儿寒乎?欲食乎?”的问话，突现了慈母对儿女衣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对祖母，写她的“吾儿，久不见若影„„”的爱怜的言辞和离去时的喃喃自语和“以手阖扉”的动作等，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老祖母对孙儿的疼爱和期待。对妻子，写她的“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简洁地表现了少年夫妇相依相爱的情状；写她归宁回来时转述小妹们的充满稚气的问话，不但传神地表现了小妹们的娇憨之态，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夫妻依依情话的场面。总之，作者对于各个人物，都能分别抓住他们的特征，用寥寥几笔描绘出他们的音容笑貌和真挚的感情，富于生活情趣，并从中表达出自己对亲人一往情深的怀念。
结构分析
《项脊轩志》原文可分为两大部分，自“余既为此志”以前为《项脊轩志》。若干年后，又加了一段后记，就是“余既为此志”起的一些话。所以全篇可分为四段。
从“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到“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为第一段，是文中着意描写轩室环境的部分，记项脊轩修葺前后的情况。这段先记项脊轩的“前身”，旧时南阁子破旧的情景。一是很小：“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二是很旧：“百年老屋，尘泥渗可”，三是漏雨：“雨泽下注”，四是昏暗：“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总之，项脊轩是一间不折不扣的陋室。经作者添窗检漏，一番修葺之后，使得不漏不暗；又由于花木之置，小小轩室，居然成为胜境，成为幽雅的书斋。“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这一小段在全文最具文采，于景可爱，于情则可喜。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一句承上段，同时又是一个转折，进入第二段。从写环境转入写人事的变迁，由可喜转入可悲，又分数层。先一层写庭院的几经变故，即诸叔伯分居前后，庭院由通到隔的经过，“东犬西吠”、“鸡栖于厅”等句写分居后的凌乱。客观地叙说家庭琐事中，寓有人世沧桑之慨。此可悲一也。进而通过家有老妪说亡母旧事，写家庭人事变故。作者生母去世时，他年龄尚小，所以母亲的形象在他是记不分明的（参《先妣事略》）。而那位老妪既是祖母的婢女，又做过两代人的奶妈，通过老妪来追忆旧事，是自然入妙之笔。她所说的，不过是先前母亲曾在何处站过，曾有过一些什么对话。然而就是这些平淡处，最为关情。“儿寒乎？欲食乎？”短短的两句，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个闻儿啼而动了怜爱的年轻母亲的形象。这种追忆，无疑会引起过早地失去母爱的作者的伤心。此可悲二也。再有便是作者自己对祖母的追忆。那段往事似乎也很平常，却同样洋溢着淳厚的人情味。“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竞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的垂问，和“吾家渎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的自语，以及持象牙朝笏的一段勉励，生动地表现了老祖母对孙子的疼爱与厚望。以上回忆，看来不过是家庭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而“一枝一叶总关情”，所以作者“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以下又带过一笔叙轩中幽静与轩屡遭火而幸存．均关题意。其中轩中关门读书，闻足音而辨人一节，不但善写日常细微感觉，而且还写出了一个耐得寂寞的读书人形象，为下段议论伏笔。
第三段即项脊生（作者自称）的一番议论。作者以守丹穴的巴寡妇清和高卧隆中的诸葛亮，与处败屋寒窗之下的自身相比附，既自慨局促，又有自矜抱负之意。故语末虽以“坎井之蛙”自嘲，含有对凡夫俗子的反讽与孤芳自赏的意味。
最后是若干年后的补记。续写项脊轩在妻死前后的变化，寓有新近的悼亡之情。文中记妻生前琐事，亦平淡中见隽永，与前文格调毫无二致。“不常居”三字似可收束全文，然文末又摇曳生姿。写到亡妻手植的一树枇杷“亭亭如盖”，寓睹物怀人、悼亡念存之思。较之“墓木已拱”之类成语。尤觉馀味无穷，饶有新意。
艺术技巧
《项脊轩志》表现出很强的艺术功力和写作技巧，分别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细节“撩”情
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选取那些感受最深的细节和场面，表现人物的风貌，寄托内心的感情。如写修葺后的南阁子，图书满架，小鸟时来，明月半墙，桂影斑驳，把作者的偃仰啸歌、怡然自得的情绪充分表现了出来。环境固然清幽、谧静，充满诗意，然而作者更为怀念的是自己的亲人。作者写祖母、写母亲、写妻子，只是通过一两件和她们有关联的事来叙述。笔墨不多，事情不大，只留下人物的一些身影，但人物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如写母亲听到大姐“呱呱而泣”时，用手指轻轻叩打南阁子的门扉说：“儿寒乎？欲食乎？”极普通的动作描写，极平常的生活话语，生动地描写了母亲对孩子的慈爱之情，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倍感真切。“语未毕，余泣，妪亦泣”，悲戚的感情是很自然的生发的。再如写祖母的一段文字，简洁细腻，绘声传神，“大类女郎”，“儿之成，则可待乎”一两句话；“比去，以手阖门”，“顷之，持一象笏至”一两个动作，把老年人对孙子的牵挂、赞许、鞭策的复杂感情，描绘的惟妙惟肖。写亡妻，只说：“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寥寥数笔，绘出了夫妻之间的一片深情。末尾，作者把极深的悲痛寄寓一棵枇杷树。“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枇杷树本来是无思想感情的静物，但把它的种植时间与妻子逝世之年联系起来，移情于物；在“亭亭如盖”四个字的前面加上“今已”这个时间词，表明时光在推移，静物也显示着动态。树长人亡，物是人非，光阴易逝，情意难忘。由于想念人而触及与人有一定关系的物，便更添了对人的思念；再由对物的联想，又引发对往事的伤怀。于是托物寄情，物我交融，进一步把思念之情深化了。只说树在生长，不说人在思念，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则是：不言情而情无限，言有尽而意无穷。
二、质朴“增”情
文章动情的另一个原因是语言质朴，不加藻饰。作者不大张声势，不故作惊人之笔，甚至也不采用色彩强烈的词藻来作恣意的渲染，而只是运用明净、流畅的语言，平平常常地叙事，老老实实地回忆。但通俗自然之中蕴含着丰富的表现力，浅显明白的文字却能使景物如画，人物毕肖。如写老妪叙述母亲之事，寥寥数语，老妪的神情、母亲的慈爱无不尽现纸上。祖母爱怜的言辞、离去时的喃喃自语、以手阖扉以及持象笏的动作等，也都是通过通俗平淡的语言变现出来的，但平淡的文字，道出了人间的亲情。此外，妻婚后来轩的往事，从娘家回来后转述的诸小妹语，亭亭如盖的枇杷树等细节，无一不是平时如话中露真情。
三、叠字“助”情
文章的叠词也是增加形象性和音乐美，如用“寂寂”来烘托环境之清静，用“往往”来渲染门墙之杂乱，用“呱呱”来描摹小儿的哭声，用“默默”来状写作者攻读之刻苦。又如写月下之树随风摇曳，用“姗姗”；写枇杷树高高耸立，用“亭亭”。用叠词，摹声更为真切，状物更为细致，写景更为生动。而且读起来，音节和谐，更富美感。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此诗有托古讽今之意，名托刺秦始皇、汉武帝迷信求仙、穷兵黩武，实讽唐玄宗，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全诗可分为三部分。
首二短句为第一段，点明登高山望远海。登高临海，极目远眺，诗人心潮澎湃，但他并没有写沧海扬波，洪涛排空的景象，而去写与大海、高山相关联的神话传说。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写望中想到传说中的神仙境界并不存在，神话传说也为虚妄。六鳌成枯骨，三山已经是过眼云烟。扶桑摧折，太阳的光彩已沉没殆尽。“银台金阙”犹如梦中烟云，秦皇汉武寻求的长生药亦如幻影。精卫填海，徒劳无功；鼋鼍为梁，不足为凭。
末六句为第三段。写望中想到秦始皇、汉武帝穷兵黩武，妄想长生，终归一死。这一段为全诗之主旨所在。秦始皇骊山构陵，汉武帝茂陵筑墓，均已倾废荒芜。到而今，当年的英豪雄强早已灰飞烟灭，风光不再，只有听凭牧羊子赶着羊群来登临践踏。他们的魂灵守不住他们的墓冢，他们的余威阻止不了盗墓者贪婪的掘夺。昔日穷兵黩武，威加四方，何等霸气。如今仍落得个如此下场，要想乘飞龙而成仙，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历史就是无情的，自然也是残酷的。那些想超越自然法则的“野心家”们，终究如凡夫俗子一样，化作灰，堕为尘，成为深埋土堆里的一把枯骨，与庶民百姓没有两样。而他们那些愚妄的做法，最终成为后人的笑柄。诗意还不仅限于此。怀古仅仅是引领诗兴，由之写来，直奔主题。唐玄宗，溺于佛道，好神仙，求长生，比起秦皇汉武来，犹过之而无不及；其穷兵黩武之举，荒淫误国之行，与之相比，并无二致。借古鉴今，借古喻今，借古讽今，才是这首诗真正的主旨。
这首诗主要不是怀古之作，而是感时之作。登高山，望远海，面对着绝好的写诗环境，绝好的诗歌材料，诗人却遥遥想起了历史上两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的求仙的荒诞，予以严厉抨击。这是对此类皇帝的讽刺和批判，也是对当朝皇帝的暗示。感时伤世，抨今讽今，说明诗人虽落泊漂零，仍然心系朝廷，心系国运。
此诗典故密集，一个典故代表一种意象。这些意象的有序排列，组成了全诗的思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