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出车》这首诗，在材料的选择上和正面描写战争的诗篇有所不同，诗人紧紧抓住了战前准备和凯旋这两个关键性的典型场景，高度概括地把一场历时较长、空间地点的转换较为频繁的战争浓缩在一首短短的诗里。
诗人把精拣出的点兵建旗、伐玁狁、征西戎、凯旋归来献俘虏等主要情节巧妙组合，一统纷杂头绪，构筑成篇，并选取不同角度叙述，以主带次。既有条不紊地展现事件发展全过程，又避免了罗列事件之弊。这种结构使诗章布局严整，凸显主题的同时使诗歌曲折动人。
诗的前三章描写战前准备的情况，在细部刻画上均采用了画面的描绘与心理暗示相叠加的技法。第一章说“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以“出车”“到牧”“传令”“集合”四个在时空上逼近，时间上极具连贯性的动作，烘托出一个战前紧急动员的氛围。末二句又以“多难”和“棘”二词暗示出主帅和士卒们心理上的凝重和压抑。第二章则以苍穹下林立的“旐”“旄”“旂”“旟”之“旆旆”，写军行至“郊”的凛然气势。末了又以“悄悄”“况瘁”写在开赴前线的急行军中士兵们焦急紧张的心理。第三章以“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再叙军容之盛。在正确地部署了战斗的同时，用“赫赫”及“襄”暗示出作者对赢得这场战争的自信。
这里所采用的描写技法，使前三章既有恢宏廓大的郊牧誓师、野外行军之壮观，又有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活动，做到了整体与细节、客观与主观的巧妙组合。
诗的后三章跨越了诗歌在叙事空间上的先天不足，略过战争的具体过程，直接描写凯旋归来的情景。在这一部分里诗人避实就虚，颇具戏剧性地运用了类似现代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读者的注意出人意料地从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拉向“黍稷方华”的初出征时，进而通过今昔对比（“昔我往矣”“今我来思”）所产生的时空错位，和从“雨雪载涂”走到“春日迟迟”的漫长归途，引导着读者用想像去填补对战事的漫长与艰苦之认识。家中之人从“未见君子”之“忧心忡忡”到“既见”之喜悦安心的转变，更是施展想像，从另一侧面写出了人们对战事的关注与饱受其苦的心态。最后，很自然地引出对凯旋的由衷高兴和对主帅的赞美。从表面看，这种避实就虚的写法似乎是舍本逐末，但由于其中渗透了参战者从忧到喜的深刻而细微的心理变化，而使得这些看似“闲笔”的场景描写成为诗中人物心灵和情感的背景或外化，比正面的描写更感人、更细腻。
诗歌的空间构成颇有妙处。全诗共描绘了受命点兵、建旗树帜、出征北伐、转战西戎、途中怀乡、得胜而归六个不同时空的画面，诗人将这些并无紧密联系的场景、情节借助情感的抒发糅合、贯通，展开一幅真实、广阔的古时征战图。
此外，诗人吸收了民歌成句入诗，语言上有质朴自然之气，意境中具情景交融之美。
全文记载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赞扬范仲淹乐善好施的精神，同时斥责当时那些只知自肥的封建官吏。全文以古衬今，中心明确，语言朴实，感情深切。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贫，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