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开篇写景，上片由写外景步步侵入内心，引发连绵不断的春思。“楼上萦帘弱絮，墙头碍月低花”两句对起以“萦”、“弱”、“碍”、“低”四字隐隐点出人物思致，所写的“帘幕”、“柳絮”、“月亮”、“花朵”均是客观景物，但在思妇眼中看来，帘幕有如思绪一般萦回，柳絮随风扶摇，仿佛不胜孱弱，月亮被云层或楼台遮蔽，若隐若现，看起来朦胧而迷离，墙角的花或开得极低，或已然凋落，安静而黯淡。这两句通过景物描写首先点明地点和时间，又以从“萦帘、”碍月“的细致心理反应和”弱絮“、”低花“的视觉观察所见来衬映出芳春夜月怀远的思妇形象。寥寥十二个字，把背景和人物全然活现出来，营造出暮春之夜的寂寥氛围，堪称妙笔。在此基础上，再写怀人，便显得流畅自然。紧接着以”年年春事关心事“两句，“关心”二字，直写人物心理，表明思妇感情的趋向和分量，将“春事”与“关心事”联系起来，既承接上句所描写的春景，又开启下句的“肠断”之情。年复一年，春色依旧，思情依旧。春归而人不归，让思妇无法不思量，所以思妇听到楼外哑哑啼叫的欲栖而未定的乌鸦时无法不触景伤情而为之柔肠寸断。此处虽是写常景常情，却写得清丽哀婉。其中“肠断”二字下得十分沉重，使思妇的哀痛情绪直要透纸而出。
下片由内景转向心理刻画，表现相思感情的进一步深化。内景是由“舞镜鸾衾翠减，啼珠凤蜡红斜”两句所展现的春夜闺房画面，这两句写闺房景象，对仗工整，用语妍丽，词中的物象无不和思妇当前的处境心事相关。其中，“舞镜”是活用鸾鸟看见镜中的自己遂呜叫不已的典故来增加鸾鸟形象的生动性，同时作为下句“啼珠”的字面对仗，“鸾衾翠减”则写出衾被上色泽已褪的绣鸾破旧暗淡的景状，并回应上片的“年年”二字，以翠被褪色暗示出离人的长久不归以及思妇的夜夜独眠。而接下来的“凤蜡红斜”则将蜡珠的滴落想象成它在替人落泪，将思妇的心情折射到外物的表现，带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通过对“蜡烛‘啼珠’，人亦垂泪”的描写来突出思妇的相思之深，有景中见人之妙。“重门不锁相思梦，随意绕天涯”两句化用了五代词人顾敻《虞美人·深闺春色劳思想》的“玉郎还是不还家，教人魂梦逐杨花，绕天涯”，将主人公孤栖难耐、百无聊赖、苦闷压抑的情怀以凄惋慰藉的语言娓娓道出。其中，“重门不锁”四字中既有欣慰，也有暂时的解脱。这两句由现实而入梦，既有无可奈何的自慰，也有幻想，反衬出现实的矛盾，突出思妇难以排遣、难以消解的深重相思。
全词借思妇春思寄托自己政治上的苦闷，以婉言达深意，感人特甚，体现了词人笔致含蓄、语婉意深的独特风格。
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为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
这是一篇理意深刻、情趣盎然的咏物寄志散文。作者从山多髯松和结庐在此的原因，写到烟云万顷亭、唯天在上亭、清高亭、环中亭的历历景物。文章篇幅不长，由于紧扣了髯松这一特点，所以能把看松庵雄伟壮丽、幽美宜人的景色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读了令人有飘然忘返之感。
第一段状写匡山的美景，第二段叙写章三益在匡山建造庵庐及亭，第三段交代“看松庵”的命名缘由，第四段以问答的方式为章三益明志。此文主要对龙泉人士对章三益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作者认为章三益无论隐居还是出来做官，都能像松树一样坚持操守。
第一段写章三益在庐筐山结庐的原因，紧扣“乐松”两字。筐山髯松弥望，新翠如濯，上有为隐者所尚服的薜荔、女萝，下有能安神和气的茯苓之属，环境特宜养生养性，蓄志律身，因而结庐其间。
第二段写“看松庵”命名原由，全段围绕着“看松”两个字，先写庵的四周建有四亭，点明这个地方既有能生万顷烟云的深潭，又有高入云霄、视野广阔的峰峦，既有清寒空碧的林荫，又有众峰环翠、宛如仙人所居的静谧之处，庵庐就是结在这高、远、清、空的环境之中；继写“看松”的乐趣，从忘我入神而“看”到“行歌松间”的自乐，再到髯松解意“相娱”，层次分明。在章三益的眼里，松树根深叶劲，寒暑不惊，是“元夫巨人”以及“古豪杰”品格的像征，因此敬慕不已，久视不舍，以致主观精神与客体之形凝合为一，“物我两忘”；而章君行歌松间，髯松奉笙箫之音以“相娱”，则是以拟人手法点出髯松对章君之知遇。
第三段是议论，就松树的“正刚之气”结合章三益生平实际行为进行阐发，笔端饱含抒情。由于议论是针对“龙泉之人士”以为章三益已经“忘世”而发，显得顺理成章。
第四段是写作者邀请章三益一同游览青萝山，表示自己也有与章君相同志趣，也愿意以松为友以自律。文末以“虽然”一词转折，以“筐山之灵，其亦迟君久矣”一语呼应前文，戛然结束全篇。
松树的“正刚之气”，历来是仁人志士自厉自立的榜样。撰作文章时，作者已经四十多岁了，在这样的年纪面对着不堪的世道，他不但不嗟老叹悲，反而能以髯松的正刚气质自厉自期，想要以此与章君共律共勉，积极的人生太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正二十年庚子（公元1360年），章三益与宋濂、刘基、叶琛四人同应朱元璋之召，为明初政权效力。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益与刘基同拜御史中丞之职，证实了宋濂认为三益结庐筐山并非“忘世”的正确判断。
文中提到章君久视髯松，“精神凝合，物我两忘”，是指主体对髯松正刚之气的神会与融合，即客体特征向主体的入化。这也是儒家所一贯倡导的“养志待时”的涵养过程，在某种特定境况下，它确有助于主体精神的扩充与升华。庄子所主的“物我两忘”是“无我”，是消极弃世；而这里所说是要将自己扩展成“大我”、“新我”，两者是不同的，这一点要加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