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联写斗转星移，岁月不居，昨晚除夕还是寒冷的隆冬，今朝大年初一起来年已经是和煦的春天。这两句通过斗柄指北向东转动的快速过程显示时间的推移，节序的更替，暗点了题中的“元日”。
颔联写诗人已进入四十岁的壮年时期，本应出仕，大有作为，但未曾得到一官半职，虽然如此，他对农事还是非常重视，非常关心。这一联概述了诗人仕途的遭际，表露了他的农本思想，体现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可贵品质。诗人既初隐于鹿门，不仅结交了大批淳朴善良的农夫野老；同时又直接参与了田事劳作。自然有了对农村的深厚的感情，忧喜以共，苦乐同心。但另方面，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不能叫他完全没有奋飞冲天的幻想，正是这样，在诗句里才有“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的叹息。时代的隐者都有远大的志趣。所以无论他的出山或其后的再次归田，都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农村乡土真挚的爱恋。
颈联展示的是一幅典型的田园牧歌图。白天。在田间，诗人和农父一起扶犁耕作；傍晚，在路上，诗人荷锄伴牧童一道回归村庄。由此，人们仿佛可以看到诗人与农父并肩劳动，促膝休息，“但道桑麻长”的情景；仿佛可以听到诗人与“短笛无腔信口吹”的牧童应和的笛音歌声，从而深深地体味到田园风光的美好，田园生活的快乐。
尾联扣题，明确点题，写田家元日之际凭借占卜纷纷预言今年是一个丰收年。显然，这首诗没有状写辞旧迎新的热闹，没有抒发节日思亲的情感，而是将诗人自身恬淡，惬意的情趣水乳般交融于节日气氛之中，令人读来自觉有一种和谐自然之美。
诗中首尾两联反映了我国古代农民非常重视观测天象，注意气候、节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其中虽有某种程度的迷信色彩，但更多的是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中间两联叙写了自已的隐居生活内容，其中隐隐透露了作者不甘隐居躬耕的心情，说明他的鹿门隐居只是为了取得清高的声望，以便得到引荐达到入仕的目的。这首诗既叹自己的不遇，惜壮志之难伸；又复悲天悯人，忧农收之不丰，隐然有一心以天下为己任的怀抱。本来，士各有志，人各有愿；而在总的希望的水中，九派百支，主流总趋于一个定向：愿年年月圆花好，愿岁岁人寿年丰。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这首诗叙写了诗人新年伊始的心绪。前四句写时光匆匆，又一年开始了，自己已届四十，仍未做官，不禁产生淡淡的哀伤。后四句写自己与牧童、农人一起推测气候、年成，不觉又有一丝自适之情。全诗没有明显的起伏，语调平和，而静味深长。尾句“共说此年丰”当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农田耕种的丰收，二是企盼即将去长安赴试有一个好的结果。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首句“嘉陵江色何所似”问春天的嘉陵江水的颜色，次句“石黛碧玉相因依”是对上一句的回答。这两句是在描述嘉陵江水的自然景色，属于寄情于景的抒情诗句表现法。
“正怜日破浪花出”说乘船于嘉陵江上，正在对倒映在江面上的太阳进行欣赏之际，一阵阵浪花涌来而将水面上的日影搅乱，杜甫对此美景受破坏感到怜惜。杜甫在刚表达了对嘉陵江江面倒映着红日的美景被破坏之惋惜心绪后，紧接着又将岸边河滩上的绿草看在眼里而使用转折的语句“更复春从沙际归”说来赞美嘉陵江（西汉水）。前句中“日破浪花出”是在写景，而前面的“正怜”就是在写情；后句中“春从沙际归”，既与“日破浪花出”相对仗，又与“更复”即“更看到希望”所表达的情感相交融。这两句属于融景于情的抒情诗句表现法。
“巴童荡浆欹侧过”在《杜诗镜铨》中被刘须溪评价为“景少”；“水鸡衔鱼来去飞”又被刘须溪评价为“语长”。这里的前句，虽然只描写了有巴人小儿划着小船从杜甫的身边穿过去这一较为单调的景色，但是在此却体现了杜诗之中的人民性——“巴童”，这是在《阆山歌》与《阆水歌》里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出现在诗中的人物代表；这里的后句隐约寓指杜甫在写此首诗时他所处的位置——大约就是在阆中的南津渡或正处在南楼（华光楼）一带。这后句看似写景的诗，却被刘须溪评价为“语长”而之所长的地方，既是在为后人辨别杜甫写此诗的环境而告诉人们有关诗圣当时的位置，又能为此诗重点内容即最后一句的现出，铺展其必要的文化意境；所以，“语长”。这两句用了情景交融的抒情诗句表现法。
“阆中胜事可肠断”，杜甫用“可肠断”的悲情，来叙说他在了解阆中古老“胜事”之后的感受；说明杜甫所得知阆中胜事的心绪、与回忆遭遇“安史之乱”的状况相似。《杜诗镜铨》所引《杜臆》犹云“恼杀人意”来解释杜甫此时此刻的心情，说明了杜甫此时很可能心绪悲怆。结句“阆州城南天下稀”：《杜诗镜铨》结合“阆州城南天下稀”所作的解释，举出了“阆之为郡，有五城十二楼之胜概”的例子。这说明在清代，已有文人（包括在此之前而可能前延于唐代或更早的文化背景）识阆中古地，就是昆仑阆苑、就是阆苑仙境——阆州城南的锦屏山以山载人、人高如山自成仙，其山势、其风水、其神话“三位一体”，成为了杜甫所赞的“天下稀”。最后两句诗，是抒情兼叙事的诗句——这样的表现手法，就更能够易于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诗句之中。
杜甫在阆中的时间虽然不长，创作的诗篇却不少。这首《阆水歌》专咏阆水之胜，它与《阆山歌》一起成为杜甫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