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诗的前两句写景，抓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已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元祐五年 (1090)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作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此诗咏初冬景致，“曲尽其妙”。诗虽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因为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古人写秋景，大多气象衰飒，渗透悲秋情绪。然此处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了勃勃生机，给人以昂扬之感。因此宋人胡仔以之与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中“正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两句相提并论，说是“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苕溪渔隐丛话》）。
荷与菊是历代诗家的吟咏对象，常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可是为什么此诗一开头却高度概括地描绘了荷败菊残的形象，展示了一幅深秋的画面？这全然是为了强调和突出一年之中的最好景象：橙黄橘绿之时。虽然橙和橘相提并论，但事实上世人正偏重于橘，因为“橘”象征着许多美德，故屈原写《橘颂》而颂之，主要赞其“独立不迁”、“精色内白”、“秉德无私”、“行比伯夷”。此诗的结句正有此意，在表达上融写景、咏物、赞人于一炉，含蓄地赞扬了刘景文的品格和秉性。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两句所指自然是大和二年（828年）诗人回到长安的事与情，但这话同时也就告诉了读者“二十余年”前，诗人曾在帝京，并且听过“天乐”。这表明诗人当年并非长安一布衣。一别多年，帝京重返，且又听到熟悉的“天乐”，此时此地，直教诗人情难自已。这“情”的内涵是喜，还是悲，是伤，抑是慨，并没有明确说出，要知道答案，就必须了解诗人“二十余年”前在长安的情况，而后又是怎样“别帝京”的，“别”后这二十多年又是怎么度过的，还有与他一样告“别帝京”的朋友们，又有着怎样的遭遇。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一段“永贞革新”的兴起和失败的历史，保守势力对革新派残酷迫害的历史，这里有包括诗人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悲剧，还有这些悲剧人物之间的相互激励、相濡以沫的动人的篇章。只有思索回味了这些，读者才能体会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的深沉的内涵，和无限的悲慨。对此，诗人有时也表现得比较明快直率，比如“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这是头一年（827年）回长安途中在洛阳遇到韩泰时写的，可见这种悲愤之情，久已郁积于胸，“洛中逢韩七”，“重闻天乐”，都不过是遇事则动、借题发挥而已。
一二两句由今而入昔，思绪万端，言简意丰，情溢于词，而对于全诗来说还只是开始，它给与何戡重逢创造了环境和心理的背景。第三句折转入正题，妙以何戡之在，点出“旧人”之不在，如此情景，则“在”亦悲，“不在”亦悲，无限悲痛，隐于字背。况且唯有的一位旧人何戡，又偏不忘旧事，又为他唱起了当年送别的离歌《渭城曲》——“西出阳关无故人”——可没有人能想到重入长安无故人。何戡一曲，往日的“别帝京”，此时的耆旧凋零，更是齐袭心头，千层浪，万重波。滔滔难平。有人说艺术贵在引人思索，此诗之妙，大概也在于此。
这首小诗以诗人山行时所见所感，描绘了初冬时节的山中景色。
“荆溪白石出”主要写山中溪水。荆溪，本名长水，又称浐水，源出陕西蓝田县西南秦岭山中，北流至长安东北入灞水。这里写的大概是穿行在山中的上游一段。山路往往傍着溪流，山行时很容易首先注意到蜿蜒曲折、似乎与人作伴的清溪。天寒水浅，山溪变成涓涓细流，露出磷磷白石，显得特别清浅可爱。由于抓住了冬寒时山溪的主要特征，读者不但可以想见它清澄莹澈的颜色，蜿蜒穿行的形状，甚至仿佛可以听到它潺潺流淌的声音。
“天寒红叶稀”主要写山中红叶。绚烂的霜叶红树，本是秋山的特点。入冬天寒，红叶变得稀少了；这原是不大引人注目的景色。但对王维这样一位对大自然的色彩有特殊敏感的诗人兼画家来说，在一片浓翠的山色背景上，这里那里点缀着的几片红叶，有时反倒更为显眼。它们或许会引起诗人对刚刚逝去的绚烂秋色的遐想呢。所以，这里的“红叶稀”，并不给人以萧瑟、凋零之感，而是引起对美好事物的珍重和流连。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主要写初冬时节山中全貌。本应是萧瑟枯寂的冬季，但整个秦岭山中，仍是苍松翠柏，蓊郁青葱，山路就穿行在无边的浓翠之中。苍翠的山色本身是空明的，不像有形的物体那样可以触摸得到，所以说“空翠”。“空翠”自然不会“湿衣”，但它是那样的浓，浓得几乎可以溢出翠色的水分，浓得几乎使整个空气里都充满了翠色的分子，人行空翠之中，就像被笼罩在一片翠雾之中，整个身心都受到它的浸染、滋润，而微微感觉到一种细雨湿衣似的凉意，所以尽管“山路元无雨”，却自然感到“空翠湿人衣”了。这是视觉、触觉、感觉的复杂作用所产生的一种似幻似真的感受，一种心灵上的快感。“空”字和“湿”字的矛盾，也就在这种心灵上的快感中统一起来了。
张旭的《山中留客》说：“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沾衣”是实写，展示了云封雾锁的深山另一种美的境界；王维这首《山中》的“湿衣”却是幻觉和错觉，抒写了浓翠的山色给人的诗意感受。同样写山中景物，同样写到了沾衣，却同工异曲，各臻其妙。真正的艺术是永远不会重复的。
这幅由小溪、白石、鲜艳的红叶、山间小路、无边的浓翠所组成的山中冬景，色泽斑斓鲜明，富于诗情画意，没有一丝一毫的萧瑟枯寂。全诗意境空蒙，如梦如幻，写法从一般见特殊，达到新颖独特的效果，诗风清新明快。
王建这首乐府体诗歌，对残酷的封建压迫作了无情的揭露。仲夏时节，农民麦、茧喜获丰收，却被官府劫一空，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只能过着“衣食无厚薄”的悲惨生活。这首诗所反映的事实，应是中唐时期整个农民生活的缩影，相当具有典型性。全诗四换韵脚。依照韵脚的转换，诗可分为四个层次。
前两句为第一层，直接描写乡间农民的精神面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这两句写平日寡欢少乐、愁眉苦脸的男男女女因为收成好而欣喜万分，说话也温和悦人。首句使用了互文手法，不可解为只有男子才欢欣地喊叫，只有女子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其实无论是男是女，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容颜，都显露出喜乐自得的样子，平日的愁怨一洗而空，连话语的音调也与平常不同。先写农家喜乐自得，而后再写喜乐自得之因，由此造成悬念，引发读者阅读下去的兴趣。
三、四、五、六这四句为第二层。这层以具体形象暗示农家喜乐之因，是因为夏粮、夏茧丰收，有了一个好收成。“五月”二句，写织妇因为喜悦，面对五月艳阳，也觉麦香中的热风清凉宜人，在缲丝车上细致认真快乐地抽丝织素。五月麦风清，写夏粮丰收；檐言缲车索索作响，写夏茧丰收。为了突出农家夏茧之多，诗人又从侧面下笔：“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这两句写家蚕丰收，野蚕无人也无暇顾及，以至野蚕化蛾，在桑叶上飞来飞去。野蚕作茧无人收取，自生自灭，可见夏茧的确获得大丰收，完全足够抽丝织绢之需。在这一层次里，作者一写收麦，一写缲丝，抓住人类生活最基本的衣食温饱落笔，突出丰收的景象，使一、二句写农家喜悦有了好的注脚。后面三句：“麦收上场绢在轴”，“不望入口复上身”，“田家衣食无厚薄”，也都紧紧围绕衣食温饱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反映现实的焦点突出集中。
七、八、九、十这四句为第三层。这层写官家对农民巧立名目的盘剥，感情则由喜转悲，形成一个大的波澜，既显出文势跌宕之美，又增强了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度。“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写麦、茧丰收的结果。“轴”，指织绢的机轴。丰收，本来应该给田家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事实却非如此。麦打成粮，蚕茧织成绢丝，农民却无法自己享受这些劳动成果，而不得不把粮、绢的大部分送给官家缴纳赋税。“的知”一句为神来之笔。这句诗把农民一次次缴纳苛捐杂税，但不知是否还有新的赋税要缴的心理，刻画得维妙维肖。“不望”两句，更为沉痛。农民在丰收的年景里，并不指望打下的粮食自己吃，织好的绢自己穿，只指望能免除到城里卖黄犊，以缴纳横敛之灾就行了。那么，农民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对农民丰年却衣食无着的客观表现，有力地控诉了中唐时期的黑暗现实。
最后两句为第四层。这两句借农民之口，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残酷。但这种揭露，不是出自声泪俱下的直接的声讨，而是通过平淡的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言，让读者思而得之。农民说自家并不计较是否吃得好穿得好，认为只要不进县衙门吃官司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这种以不因横征暴敛而吃官司为幸福的幸福观，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
此诗在构思农家苦这一题材时，颇具特色。在一般的作品中，作者在表现封建剥削对人民的压榨时，多是正面描状农民生活的困苦。这首诗则不然。《田家行》向读者描绘的是小麦、蚕茧丰收，农民欣喜欢乐的场面。但丰收的结果，并不是生活的改善，而是受到更重的盘剥，生活依然悲惨，无法避开不幸的命运。这种遭遇，不是一家一户偶然遇到天灾人祸所碰到的困苦，而是概括了封建时代千千万万农民的共同遭遇，如此选材，相当具有典型性和概括性。
在表现方法上，古乐府多叙事，《田家行》则选取农家生活的两个断面，一是麦、茧丰收，一是粮、绢大部输官，把这两个断面加以对比。这对揭示农家苦这一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诗纯用赋体直陈其事，语言质朴无华，通俗流畅、凝炼精警，于平易中见深刻。
诗是一幅“驿站秋夜难眠图”，以“乱”为诗眼，情景交融，抒写了诗人的家国之思。首联借残月、滴漏、昏暗的灯光暗写诗人心烦意乱。颔联直写身体之病、羁旅之困、怀乡之愁，点明“乱”的部分原因，为进一步写“乱”蓄势。颈联转写忧国之思，以天地凄凉的色彩加以烘托，使烦乱的心情更加推进一层。尾联用衬托手法，借疏桐蝉鸣将诗人的烦乱渲染到极致。
首联一落笔就从情上布景。“缺月昏昏”是诗人仰视窗外之所见。行役之人每于独眠客舍之夜间最易萌生思乡之情，当此之时，人地两疏，四顾寂寥；唯有天上的明月聊可与家人千里相共，故抬头望月，实为自古以来行人寄托乡思之一法。这首诗写月亦寓此意，而天公偏不作美，今夜悬挂于天庭的，竟是半轮缺月”，且月色“昏昏”，犹如一团惨白的愁雾。“漏未央”是诗人侧耳枕上之所闻。诗人于扫兴之余，便希望早入梦乡。怎奈原先并不十分在意的漏壶，此刻也仿佛故意作难，滴水声似乎越来越响。这在不眠之人听来，又增添了烦乱，心绪愈益无法宁贴，“未央”两字，不仅暗示入夜巳深，且摹写诗人对漏声的敏感与厌烦心情如见，更兼一灯如豆，忽明忽暗，使孤寂的旅况更加使人难以为怀，而独卧秋床的诗人目不交睫、转辗反侧的苦颜，也就可想而知了。
颔联直接叙写羁旅的困顿和抒发乡思之愁。出句写旅夜的悲苦境遇有三重不堪。病中行役，体弱衣单，值此秋风萧瑟、玉露凋伤的凉夜，不仅肉体上有切肤透骨的寒意，而且连心灵也仿佛浸透在凄寒之中。刘禹锡《秋风引》云：“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所谓“最觉风露早”，亦即刘诗“最先闻”之意。诗人以其超越常人的深情敏感去体察、品尝人间的苦果，自有一种超越常人的深悲极痛，三不堪。对句以恍惚的梦境写自己难以排遣的乡愁。大凡思家心切，总希望借梦境与家人团聚，但梦醒之后，往往更增怅惘空漠之感。此句虽未明言梦醒后的难堪，但“最觉风露早”五字已透露梦醒的原因，“不知山水长”五字正是梦醒后的感叹，而将无限惆怅之意，则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颈联“坐感岁时歌慷慨”，是说诗人一想到时势的艰难，连那无穷的乡愁和病身的凄寒都在所不顾，毅然坐起，情不自禁地慷慨悲歌。王安石是个爱国主义者。他自涉足仕途以后，对人民的贫困，国力的虚耗，政治上的种种积弊步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希望通过改革来解决社会危机。在此之前，他曾写了《省兵》、《读诏书》等关心政治与民瘼的诗篇，诗中慷慨陈词：“贱术纵工难自献，心忧天下独君王。”（《读诏书》）“歌慷慨”三字正是他“心忧天下”的具体写照。对句“起看天地色凄凉”，写诗人于壮怀激烈、郁愤难伸的情况下起身下床，徘徊窗下。小小的斗室装不下诗人的愁思，只好望着窗外的天地出神，但映入诗人眼帘的，也仅是一片凄凉的景色而已。此句将浓郁的乡思、天涯倦怀、病中凄苦及深切的国事之忧融为一体，复借景色凄凉的天地包举团裹，勿使吐露，似达而郁，似直而曲，故有含蓄不尽之妙，综观中间两联，一写乡思，一写忧国之思,名虽为二，实可融贯为一，统称之为家国之思庐这正合上文所谓“融贯变化，兼之斯善”的要求。
尾联中的“行人”实即诗人自指。诗人握到天明，重登征途，顾视四野，仍无可供娱心悦目之事，唯有一片鸣蝉之声聒噪耳际。“乱”字形容蝉声的嘈杂烦乱，正所以衬托诗人心绪的百无聊赖。“乱”字之前着一“更”字，足见诗人夜来的种种新愁旧梦及凄苦慷慨之意仍萦绕心头，驱之不去，而耳际的蝉声重增其莫可名状的感慨，结句写秋蝉无知，以“叶半黄”的疏桐为乐国，自鸣得意，盲目乐观，诗人以此作为象喻，寄托他对于麻木浑噩的世人的悲悯，并借以反衬出诗人内心的悲慨。
诗人选择缺月、孤灯、风露、鸣蝉、疏桐等衰残的景象构成凄凉的秋景和孤寂的旅况，衬托出抱病的行人，从而表现羁旅独苦的处境和心情。全诗以作者的深情敏感为契机，抒写了强烈的忧国忧家的感情，这种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顿挫盘纡而出，并显示其转折变化的深度与广度，因此能极尽曲折往复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