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此诗前二句选取“少”、“老”两种人对待鸡啼声的不同表现，以“少闻”而“眠”与“老听”而“起”作对照，形象地概括了当时不同人的处世态度：年轻人听到鸡鸣声才上床入睡，老年人听到鸡啼声已起身了。这里，诗人以“少”和“老”的大跨度时间以及“闻鸡声眠”和“听鸡声起”两种对时间截然不同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使读者印象鲜明地感到时间的宝贵和充分认识时间之价值的重要性。其中，后一句暗用“闻鸡起舞”之典，写奋发向上之心，与前句作对照。后二句笔锋一转，由横而纵，由对个人的微观审视而引申到对社会、历史的宏观思考，拓宽了诗的思想视野，同时向读者展示了一部人类的历史：在千古万代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就在这送往迎来的鸡啼声中消磨了他们的岁月。其中，“消磨”二字颇耐深思：虚度固然是消磨，奋发也是一种“消磨”，人生苦短，鸡声无多，该如何“消磨”这“数声”，是诗人向读者提出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诗人虽然没有就此问题作出回答，但从前二句的鲜明对比中，诗人通过“寄情于言外”暗暗地透出了答案：时光如驶，人生世上，自当抓住分阴，于一番有利于国、造福于民的大事业。从字面上看，这是诗人就岁月的流逝发出的感慨，其中似乎饱含着诗人深深的哀怨，能引发读者无限的联想，于平易中见奇崛，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不同的人读后产生不同的感受，或催人猛省，或激人上进。
全诗举重若轻，寓庄于谐，以小见大，虽然篇幅短小，文字亦浅近，但内容含量却很广，仅用二十个字，用日常生活中“闻鸡声”引起的一种微妙的感受，深刻地阐明了“时不我待”、“稍纵即逝”的道理，使人受益匪浅，可谓言近旨远，富有哲理，予人启迪。
《词林纪事》根据《宣和遗事》载：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词云云。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
词中记述宣和年间，元夕观灯的盛况。上片写京都的繁华。元宵节日，灯宣交辉，歌舞腾欢，笙乐通宵。下片写观灯女子饮酒窃杯的一段月话。这首小词，反映了当时都市生活的繁华，也反映了当时的佳风之盛。通篇以一个民间女子的口吻，写得婉转自然，颇具诗色。
辽阔中原的沦陷和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的历史巨变，如地裂天崩一般震荡着整个赵宋王朝。然而，面对惊人笳鼓、半壁江山，以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为代表的大官僚地主贵族集团，依然流连于灯火楼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为了苟且偷安，他们不惜卖国求荣，俯首听命于金人；对内则煎迫百姓，构陷忠良。社会的急剧变化，也震撼了文坛，许多作家，目睹凄惨苍凉的景象，忧虑动荡危难的局面，为拯救国家，收复中原，献策献计，也写下了不少慷慨激昂之作。但是，“诸君尚守和戎策，志士虚捐少壮年”，最后，他们都只能洒下那“爱君忧国孤臣泪”而徒怀一颗“临水登山节士心”了。
张元干是南宋著名爱国词人，他这首《卜算子》写于他退居故里游览山水之时。
上片写景：清柔、高远。
“风露湿行云，沙水迷归艇”：“沙水”，即沙溪，闽江上源之一。句意谓：独自摇荡着一叶小舟在静夜里归来，爽风夜露，行云舒卷；沙溪上，飘浮着淡淡的雾气，使小舟迷失了归路。一起句，作者就用“风”“露”“云”“水”“艇”几个字，淋漓地描绘出了一幅夜间泛舟归来清幽、静逸的画面，显然是环绕着归艇来“布景”的。接下来就引出艇上之人了：“卧看明河月满空，斗挂苍山顶。”小艇既已迷失航路，人也好借此机会躺上一躺，于是，枕着小舟，抬眼望去，那深远的天宇上，银河横亘，月华明朗，北斗七星闪烁在静穆的苍山顶上。这一句所织成的意境与前句紧承，依然是悠然闲适，但却显出博大的气势。
下片抒情，深沉、壮烈。
宇宙的辽阔，星月的永恒，常会引出人们的千古思绪：“万古只青天，多事悲人境。”句意谓：历史长河悠悠流转，唯有那茫茫苍天永存，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人生境况是如此悲凉。到此句，着一“悲”字，则前面的“静”非“静”，“闲”也非“闲”了。此处作者思古抚今，大有唐代诗人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情怀。歇拍二句是：“起舞闻鸡酒未醒，潮落秋江冷。”句意谓：心中沉闷极了，只说一醉方休罢了，不料醉中也挥舞起宝剑来；沙溪的潮水退下去了，深夜的秋江变得更加凄清寒冷。张元干在《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中也有“谁伴我，醉中舞”之句，与此同一机杼。“起舞闻鸡”，据说晋代祖逖与刘琨共被同寝，中夜闻鸡而起床舞剑。这里作者借用典故，既回映上文思古之心，又抒写了自己壮志难酬的幽怨。全词就在这一腔愁苦难遣之情中使抒情达到高峰时戛然而止，但那韵外之味却袅袅绵延不绝。
这首词在形式上，上片写景，下片抒情，但上下片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景色清丽寓幽怀独抱；意象阔大衬悲壮情怀。景为情设，情由景生，又一次展示了张元干“长于悲愤”的词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