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
《小雅·出车》这首诗，在材料的选择上和正面描写战争的诗篇有所不同，诗人紧紧抓住了战前准备和凯旋这两个关键性的典型场景，高度概括地把一场历时较长、空间地点的转换较为频繁的战争浓缩在一首短短的诗里。
诗人把精拣出的点兵建旗、伐玁狁、征西戎、凯旋归来献俘虏等主要情节巧妙组合，一统纷杂头绪，构筑成篇，并选取不同角度叙述，以主带次。既有条不紊地展现事件发展全过程，又避免了罗列事件之弊。这种结构使诗章布局严整，凸显主题的同时使诗歌曲折动人。
诗的前三章描写战前准备的情况，在细部刻画上均采用了画面的描绘与心理暗示相叠加的技法。第一章说“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以“出车”“到牧”“传令”“集合”四个在时空上逼近，时间上极具连贯性的动作，烘托出一个战前紧急动员的氛围。末二句又以“多难”和“棘”二词暗示出主帅和士卒们心理上的凝重和压抑。第二章则以苍穹下林立的“旐”“旄”“旂”“旟”之“旆旆”，写军行至“郊”的凛然气势。末了又以“悄悄”“况瘁”写在开赴前线的急行军中士兵们焦急紧张的心理。第三章以“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再叙军容之盛。在正确地部署了战斗的同时，用“赫赫”及“襄”暗示出作者对赢得这场战争的自信。
这里所采用的描写技法，使前三章既有恢宏廓大的郊牧誓师、野外行军之壮观，又有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活动，做到了整体与细节、客观与主观的巧妙组合。
诗的后三章跨越了诗歌在叙事空间上的先天不足，略过战争的具体过程，直接描写凯旋归来的情景。在这一部分里诗人避实就虚，颇具戏剧性地运用了类似现代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读者的注意出人意料地从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拉向“黍稷方华”的初出征时，进而通过今昔对比（“昔我往矣”“今我来思”）所产生的时空错位，和从“雨雪载涂”走到“春日迟迟”的漫长归途，引导着读者用想像去填补对战事的漫长与艰苦之认识。家中之人从“未见君子”之“忧心忡忡”到“既见”之喜悦安心的转变，更是施展想像，从另一侧面写出了人们对战事的关注与饱受其苦的心态。最后，很自然地引出对凯旋的由衷高兴和对主帅的赞美。从表面看，这种避实就虚的写法似乎是舍本逐末，但由于其中渗透了参战者从忧到喜的深刻而细微的心理变化，而使得这些看似“闲笔”的场景描写成为诗中人物心灵和情感的背景或外化，比正面的描写更感人、更细腻。
诗歌的空间构成颇有妙处。全诗共描绘了受命点兵、建旗树帜、出征北伐、转战西戎、途中怀乡、得胜而归六个不同时空的画面，诗人将这些并无紧密联系的场景、情节借助情感的抒发糅合、贯通，展开一幅真实、广阔的古时征战图。
此外，诗人吸收了民歌成句入诗，语言上有质朴自然之气，意境中具情景交融之美。
侧重写任运自然的洒脱心情。诗人的踪迹遍布南北，宦游四方，而今已近老境，鬓发斑白，“鬓将华”是说两鬓将花白了。“数亩荒池”就是前一首诗所说的 “小池塘”，因为人迹罕至，任其自然，所以称为“荒池”。秋天的塘水格外澄净，更加烘衬了宁静的氛围。
“扫地开窗置书几，此生随处便为家。”诗人在驿舍闲住，忘却世事忧烦，以此为家。这里表现出禅的思想方法对诗人人生态度的深刻影响。禅宗破除拘执束缚，随遇而安，心中不耿耿于忧患得失。其思想基础，在于 “佛性遍于一切有情”甚至 “遍于一切无情”。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只要自身佛性开解，那便无往而非佛了。因此，禅给人的影响是洒脱不羁的人生态度，放达自适，随遇而安，是悟禅之人的生活样态。唐代大诗人王维深契禅之 “三昧”，他的两句名诗：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便是这种态度的诗意表现。苏轼的 《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未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精神内涵上与这首诗一致。“此生随处便为家”，是映现着禅的印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