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弟益相思”，值此白露时节，秋草已生满庭院，更加思念远在长安的亲人。“秋草”、“白露”更加形象的体现出秋天的清冷，为下文抒别情离思定下基调。南朝宋诗人谢惠连有《捣衣》诗，亦写秋景秋意，其中有云“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韦诗与之如出一辙。所不同者，谢诗写思念丈夫，韦诗写思念诸弟而已。
唐代草书大家怀素与韦应物生活在同一时代，年岁也相仿。据说怀素在寺院附近种有一万多株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蕉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没日没夜地练，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的故事，在当时就颇为流传。诗人戴叔伦比韦应物大五岁，晚年上表请为道士，他写过一首《赠鹤林上人》绝句：“日日涧边寻茯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可见在芭蕉叶上写字、抄经卷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气。据统计，“芭蕉”意象在《全唐诗》中出现过七十次，多与思人有关。诗人于百无聊赖中，乃于芭蕉叶上题诗。“独”字的运用更突现思弟心情之急，更见情深意长。
这首诗并无太高深的思想，也无特别突出的艺术技巧，只是以“芭蕉题诗”一句画龙点睛，表达出一种生活化的细微感触和情怀。其实，中国的古诗，都特别富有这种“琐屑”的韵致。这种“琐屑”，可以是感情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上的。感情往往因为平淡而愈显得真实，没有大喜大悲的做作，只是平心静气，节制简洁。不仅如此，在遣词布局上，韦诗也都以淡泊质朴见长。总之，用琐屑细致的描写手法来表达自己深沉的思想情感，没有磅礴的气势，却以微小的细节打动人；没有华丽的语言修饰，却在平淡中见真知，这是韦应物写诗的一大法宝。与之相比，韩愈喜欢剑走偏锋，用一些怪的字句，不免有逞奇之弊。白居易的诗虽然平易，但在布局上往往过于讲究回环曲折，与韦诗相比，又少了一份古朴温厚之气。
遥望您住的红楼，隔阻着迷细雨。黄昏后夜色沉沉，笼罩着庭前的高树。把树影照落我的窗前———是您家灯火的光辉。轻风摆弄着枝叶的影子，动摇不定，仿佛像我在西窗下迷离的梦境。梦醒时，人已远隔天涯，只听到一阵阵落花飘酒窗上之声。两句情景交融。残梦落花，追寻已邈，此情此景，亦难为怀了。
青年时代的静安，也总是在追求他的美好的理想，他没有找到政治上正确的出路，他的理想也如梦影般破灭流散了。一缕缕拂不去的哀愁萦在心头，“梦”与“影”都是缥缈的意象，唤起的总是离愁别绪。作于1907年春暮。
诗的开篇，描写的是百花盛开、阳光明媚的春天景象：树木、小草披绿叶翠，郁郁葱葱；重重地垂挂在枝头的花朵，在微风的轻吻下摇摆不停；小蜜蜂贪婪地采集花蜜；婀娜多姿的鸟儿抖着美丽的衣裙，成双成对地在花丛中尽情飞舞，杜鹃鸟的歌声清凉动听，在树林里盘旋回荡。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春天里，人们领略到了鸟语花香的盎然春意。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是斑斓多姿、美丽动人的春景，但细细品位不难发现这其中还用了两个比喻，一是用林以花暗喻“女人以色媚人”，一是用鸟以意哀来暗喻“男以情动人”。这里用的是暗喻的修辞手法，明写花香鸟语，暗写男女之情。
一位游春的少女在野外尽兴地玩耍，温柔的春风轻轻地撩开了少女的罗裙。这本是自然现象，但诗人却赋予春风以生命，仿佛它也有了人的感情。春风尚且多情，有情的男子又在哪里呢？这美丽景色倘有意中人相伴，那该别有一番情趣。诗人在这里表现了少女对爱情生活的热烈追求和无限向往，而这一切由明白晓畅的语言娓娓到来，犹如涓涓细流，润人心田，好似一支优美的乐曲，清新悦耳，回味无穷，使人得到美的享受。
这首诗的显著特点，便是写活了一个“春”字。前三句都以“春”字开头，又用“春林”、“春鸟”、“春风”将三句紧密钩连在一起，这种手法在古诗中称为“钩句”，从另一个角度看，三句诗反复使用一个相同的字“春”，这种现象叫做“重字”。在唐以前的古诗中，特别是南朝民歌中，“重字”是发挥强调、反复、回环作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使用“春”字，起到了点题的作用，浓化了诗歌的意境，尽情地讴歌了春天。
这首诗写法含蓄，明写春景，实喻男欢女爱。全诗无一个描写爱情生活的词语，但却蕴寓着浓厚的爱情生活气息。诗人以鸟喻人，同时赋予春鸟、春风以多情恋人的性格特征，写来巧妙、委婉，富有极为动人的艺术感染力量。四句二十字，把一个少女春情萌动，热烈企盼恋爱的心理表现得精妙绝伦，淋漓尽致。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