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首诗是组诗《马诗二十三首》中的第十七首。李贺是唐室宗孙，系出郑王李亮之后。但积久年深，他这唐室宗枝，却早被皇家忘却，直败落到山坡村居、门庭冷落、甲蔬淡饭难于为继的清苦地步。尽管才华横溢，砺志苦读，诗名早著，但由于得不到力者的引荐，他终是不被赏识，只能挣扎于社会下层，于是带着忧愤之情创作了这组诗。
这组诗历来被认为非一时一地之作。吴企明《李贺集》则认为作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时逢马年，诗人感慨万千，一气呵成创作了这组诗。
全诗四章，其中第三章最重要也最精采，其他各章如众星之拱月，绿叶之衬花。第三章实写丰收，前二章起铺垫作用，末章是祭祀套话式的余波。
农业丰收不是从天而降神赐的。诗首章追叙了对春耕的高度重视与精心准备。起句“大田多稼”虽是平淡的直赋其事，然而画面雄阔，涵盖了下文春耕夏耘秋收种种繁复场景，为之提供了纵情挥写的大舞台，气势不凡。由此可窥见当时绝非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是井田制下的原始大生产耕作。第二句“既种既戒”，实是抓住了农业生产的“牛鼻子”，即选择良种与修缮农具。有了良种，播种的“百谷”才能“既庭且硕”；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农奴以“覃耜”去犁田，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覃耜”只是“既戒”工作的举隅，其它可以想见。除了选种与修具外，还需有其他一系列次要的准备工作，诗用“既备乃事”一笔带过，笔墨精简，疏而不漏。用三个“既”字表示准备工作完成，干脆利落，要言不烦。末句冒出“曾孙是若”，好像很突兀，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曾孙”是当时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也是此篇的核心人物，农奴一切卖力的活动都是为了顺应“曾孙”的欢心。春耕开局不错，最愉悦的人，当然是主角“曾孙”。这句客观上明确无误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主奴关系。从全篇看，第四章曾孙将出场巡视和主祭，这里先提一句作伏笔，也起到了贯通全篇血脉的作用，所谓着一子而满盘皆活。
次章追叙夏耘，即田间管理，主要写除杂草与去虫害。播种后倘让作物自生自灭，那秋收就很渺茫，因此必须加强管理，而且要贯穿百谷成长的全过程。“既方既皁，既坚既好。”四个“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特写，将作物阶段性生长的典型画面作了逐步推进的忠实记录，很有农业科学性，不谙农事的人是很难如此简练精确表述的。而“不稂不莠”却是关键句，即除尽了稂莠，才使粮食长势旺盛，这是略去了种种艰辛劳动过程而提炼出来的重要经验。另一条经验是灭虫。百谷有螟螣蟊贼以及蝗虫等许多天敌，如果不加清除，“田稚”难保，也许会导致粮食颗粒无收。除虫的办法，主要用火攻。让害虫在“炎火”中葬生。由于虫害在一定程度上不像除草那样可以完全由人工加以控制，所以先民又搬出了被称作“田祖”的农神，祈求田祖的神灵将虫害去尽。虽然带有迷信色彩，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但也表现了农夫们的迫切愿望。《诗经》中此处提到的除虫方法，后世继续奉行沿用，典型例子是唐代姚崇驱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奏道：“《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于是遣使分道杀蝗，终于扑灭虫害，保住庄稼。这明显是受了《小雅·大田》诗的启发。
如果说上二章写的是尽人事，那么天时对于农业也至关重要，所以第三章前四句就写了风调雨顺情况。阴云弥漫，细雨绵绵，真是好雨知时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公田、私田都有充沛雨水。外界景观与内心感受打成一片，农夫的喜悦在这四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公田”、“私田”的先后关系中，展现了社会矛盾缓和时期农夫们的忠悃厚道心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那是非常真率自然的。
三章其余五句写丰产丰收。若从正面写，谷穗金黄一片，农夫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肩挑车载沉甸甸，大囤小囤满满装，也可以写得沸沸扬扬，动人心目，但那毕竟是寻常蹊径，易于雷同俗套。此诗之妙在于侧写，在于烘托，在于细节描写，不写收，而写不收，从不收中反映丰收，构思之妙，令人拍案叫绝。你看，有长得欠壮实故意不割的，有割了来不及捆束的，有已捆束而来不及装载的，还有许多飘洒散落在各处的谷穗。这些镜头读者闭目想像一下，是丰收还是歉收，不言而喻。至于怎么个丰收法，那就由读者各自去驰骋想像。该实的地方却留下一片空白，让人自行补充，这才是炉火纯青的艺术妙谛。对于此点，历代论者均赞赏不已。
三章的末句“伊寡妇之利”，又使诗的意境得到升华。如果没有这末句，人们或会有疑问：大田里散落漏收那么多粮食，是不是农夫们偷懒和不珍惜呢？也或会作如是想。有了脱颖而出的此句，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农夫们故意不收割殆尽是有良苦用心的。为了让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糊口活命，又免于他们沿街挨户乞讨的窘辱，农人有意留下一小部分丰收果实让他们自行去采拾，那种细腻熨贴，那种宅心仁厚，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有拯溺帮困的恻隐之心，那是一种宽广胸怀和崇高美德，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此诗中的“寡妇”，比之唐代杜荀鹤诗中写到兵荒马乱时世的“山中寡妇”那“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的境况来，真是幸运多多。关于此句，还引发过一场怎样理解此诗主旨的论辩。《毛诗序》谓此诗“剌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而朱熹《诗序辨说》则驳道：“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至于两者优劣，应当说，寡妇之拾穗，也确实反映了贫民生活的无保障，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不公，说诗有“刺”的含意也并不太离谱。但从诗的整体意向而言，是“美”的成分居多，即赞美农夫通过辛勤劳动而喜得丰收。《毛序》以偏概全，朱子所驳也属平允。
田间劳动大军正在收割捆载，忙得不亦乐乎，田头有农官“田畯”在第一线指挥督察，后方有妇女孩子提筐来送饭食，整个画面一片繁忙热闹景象。这时最高统治者“曾孙”来了，其热气腾腾场面顿时达于沸点，至少从田畯的“至喜”表情上能让人领悟到这一点。第四章实写曾孙省敛，与首章春耕时“曾孙是若”相呼应。更与上篇《甫田》描写“省耕”时情景密合无间，是一模一样的四句。这大约是当时颂扬王权的套话吧。接着是曾孙祭祀田祖，祭祀四方神，牺牲粢盛恭敬祗奉，肃穆虔诚，为黎民为国祚祈福求佑。王权与神权互相依傍而彼此更为尊崇显赫，这大约也是曾孙省敛时所能做的最正儿八经的事吧。其实这都是歌功颂德的冠冕堂皇话，无甚精义，后世捧场诗文的层出不穷，其源头也可追溯到《诗经》上，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此诗在艺术上造诣颇深。诗主要运用白描手法，为后世勾勒了一幅上古时代农业生产方面的民情风俗画卷。其中的人物，如农人、妇子、寡妇、田畯、曾孙，虽着墨无多，但各有各的身份动作，给人以真实感受。凡此均体现出诗作的艺术魅力，给人无穷回味。
《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一诗的起首六句先写宗氏先祖的荣耀。“全盛日”指宗氏祖人宗楚客的发迹之时。他是武则天的堂姊之子，进士出身，三度为相。后因依附韦氏、安乐公主，韦氏败，亦受诛杀。前两句意为：想当初你们宗家全盛之时，先人宗楚客曾三次任相，在朝中是多么显赫啊！“斩鳌”两句，引用《淮南子》中女娲补天之神话，说明宗楚客的政绩辉煌。《淮南子》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兼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此为用女娲补天之奇功，喻示宗楚客在武后和中宗朝，分别于神功元年（697年）、长安四年（704年）和景龙元年（710年）为相，经天纬地有过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日月顾”是以侧面描写续写宗楚客的声名远大，竟连日月也为之注目。唐制，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诗文中多以凤凰池称宰相。宗楚客既三次为相，故曰“三入凤凰池。”
自“失势”句至“松柏”句写宗氏的衰败没落。《三辅黄图》载：“广陵人邵平，为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青门外。”七、八两句即用此典。“犹会众宾客，三千光路歧”写宗氏虽自青云跌落尘世，犹不改好客之风，依然有三千宾客登门，以致使路面为之而被踩得“光”亮。“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是记宗楚客获罪被诛以后，并未再闻有放罪之事，相反赠葬极为典重，以致太白有此赞誉。这两句意为：皇上见宗楚客诛后，就不再对宗氏一族再予追究，原先的天怒就此平息，所以人虽遭诛，但宗楚客的墓地倒是沾了皇恩的光，所以其上所植的松柏就“含荣滋”了。
此诗总共才二十六句，仅第一层记宗氏之兴衰史即占十二句，似乎所据篇幅过多，而且同送别诗的习惯体例又不同。其实李白花费约占全诗一半的篇幅回忆宗氏兴衰的历史，自有其深意。关键之处是最后两句诗：“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这两句诗告诉读者，宗楚客死后其家未再获罪，正是作者暗中诉说永王璘死后不应当再降罪于别的与他有干系的人。“雪愤懑”三字明赞宗楚客死时皇恩的浩荡，也正是诗人暗刺肃宗“愤懑”太过了。“含荣滋”陈述了宗楚客被处死以后，皇上尚能顾念旧情，这又是李白讥讽肃宗竟连半点人情也不讲。所以这一段内容并非只是空叙“家世”，而是借他人家世的荣辱变化发泄诗人内心的无限哀痛。尽管宗氏先人遭受杀身大祸，但全家尚能得先皇之庇护；自己如今无罪而长流夜郎，虽经多人营救而犹不能赦免，这等冤情比宗楚客之被杀还要可悲可叹。如此理解，才得李白笔下的真意，诗作之大旨。
“我非东床人”以下十句为第二层，主要写离别前的亲情。前两句意为：我算不上你们宗氏的好女婿，对我妻子举案齐眉的情义深感不安。“东床人”用《世说新语》中“郗太傅嫁女”之典，指的是乘龙快婿。“浪迹”两句意为：我李白漂泊天涯并无成就，在京城长安中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适遭”两句意为：我刚才获得友人的营救，好比云雀挣脱了罗网，马上又被贬谪到夜郎长期流放，岂不令人心寒?“云罗”是“大罗网”，“翻”即“反而”。“拙妻”两句意为，我的妻亦不顾年老体衰，从豫章（今江西南昌）到浔阳来送我上路，我和她形影相随好比干将莫邪雌雄两剑永不分离。“惭君”两句意为：对你宗璟兄弟千里乘舟风浪相送我更觉有愧，真是太感谢你的一番好意了。
最后“白帝”四句为作者放眼途程，但觉满眼愁云，无限悲酸。“白帝”在四川夔州城东五里峡中，是入蜀去夜郎的必经之路。其地势孤特陡峭，山上又多猿猴，故诗人以猿声之断续呜咽侧写行程之艰险。次年三月李白到白帝时，因天旱成灾才遇大赦，未到夜郎便自白帝折返。于是又有《早发白帝城》诗问世。其中有“两岸猿声啼不住”句，却又显得如此明快轻捷。不过这是后话了。“黄牛”在三峡附近，是大山之名。其山南岭叠起，高岩有石，色泽如人，负刀牵牛，黑黄分明。再加上江湍纡回，虽途径信宿，犹见此物，故民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迁深，回望如一。李白后来行到黄牛有诗曰：“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写尽旅途的艰辛和心绪的凄凉。这就是此诗“黄牛过客迟”的内蕴。最后两句写诗人在西去谪地踏上路程前忍不住满腔相思情要向亲友们诉吐。“明月峡”在四川益州（今成都）附近，用以借指夜郎。诗人说，遥望那僻远的流放之地，我将一人孤身独处其地，虽有“明月”之美名，而无“团圆”之美实，不禁使人更加思亲念友，情不能已。全诗就在这凄惋哀绝的情调中戛然收结。
综观全诗，这首诗的思想意义在于，它深刻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刻薄寡恩。李白明明怀着一腔热血，为国效死平叛战场。只因统治集团内部争斗，他不幸而受牵连。尽管有那么多人，也包括他的妻子在内，为李白开罪，却始终不能得到宽宥。这说明封建统治者在对待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问题上，只愿将他们视作歌功颂德、遣乐娱宾的工具（如玄宗之对李白），如若有一丝半点触动他们统治权力之处，那就毫不客气，要开杀戒了（如肃宗之对李白）。理解到这点，对读懂李白这首《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是不无益处的。
词人故里高邮，南距镇江仅不足二百里。他在宋元丰七年（1083年）前，曾数次到镇江，因此具有较丰厚的生活积累，写来十分真切。可与前面的《望海潮》“扬州怀古”、“越州怀古”相比，词之意境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词上阕涉及往昔欢娱，记忆犹新；下阕“感深荆赋”，托讽《九辨》。而《九辨》中有“坎凛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而无友生”之句，似与词人之坎坷遭遇相合。考少游生平，宋元丰元午（1078年）、五年（1082年）考进士，皆不中。六年（1083年）作《精骑集序》，曰：“比数年来，颇发愤自惩艾，悔前所为；而聪明衰耗，殆不如曩时十一、二。”词云“感深荆赋”，又曰“潘鬓点、吴霜渐稠”。衰老之感，不遇之情，隐然而见。
词之特点，是在雄伟壮丽的背景中寓有潇洒之致，柔婉之情，可谓豪放中有婉约，沉郁顿拙，感慨万千。起首三句，写镇江形势，备极壮丽。镇江北濒长江，中贯运河，周围有山，在历史上，除金、焦、北固外，以蒜山为著名。词云“铁瓮城高，蒜山渡阔”，以雄浑之笔，勾勒了这座古城的风貌。“干云十二层楼”，以夸张语气，描写了城内高楼直插云霄的气势。“开尊”二句谓斟满芳酒，等待月上东山；放下湘帘，迎风而立，充满了豪情胜慨。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黄庭坚《念奴娇》“万里青天，垣娥何处，驾此一轮玉”？皆写待月，方之此词，可谓异曲而同工。苏黄之词超旷豪迈，秦观此词，则潇洒出尘。接着一句，由润州待月，而及扬州灯火，乍看有些突兀，实亦自然宛转。扬州在长江之北，距润州仅四十余里，唐宋时甚为繁华，词人故里，在其属下。此时他在润州“开尊待月”，忽见不远处灯火阑珊，于是情不自禁地忆起在扬州时的冶游。可见此句颇似今日电影之“暗转”，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自此以下，乃回忆扬州时的艳遇。所谓“绮陌”，实乃“春风十里扬州路”。所谓“宛转歌”、“温柔乡”，实乃指在扬州青楼听歌赏舞之事。何以见得？试以《梦扬州》一词下阕印证：“长记曾陪宴游，酬妙舞清歌，丽锦缠头。滞洒困花，十载因谁淹留？”与此词所写，何其相似乃尔！歇拍三句，又写到在镇江时情景：他凭栏俯瞰长江，想象扬州旧游之地，此刻花阴之下，不知是谁系着兰舟。语意含蓄，充满惆怅迷惘之情。
过片三句，以一“念”字领格，于凝想旧情之中，打并人“身世之感”。当时他在青楼听着凄凉怨慕的筝声，引起“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所谓“感深荆赋”，乃以宋玉自况。宋词中往往寓有《骚》《辩》之意。清代词论家张惠言《词选·序》说词是“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就是指的这一点。少游此词，足以当之。所谓勤裁尺素，双鱼难渡，表面上是说他修了许多情书，却难以寄到所思者的手中。镇江扬州不过一江之隔，传书送信断不会如词中写得困难。这不过是一种遁辞而已，实际上是说他的一腔理想，无由上达。因而进出“晓鉴堪羞，潘鬓点、吴霜渐稠”二句。当时秦观年约三十五、六，却发出叹老嗟卑之词，实乃抒不遇之情也。
下阕歇拍，惆怅自怜，对未来犹未丧失信心。鸳鸯未老，反衬“潘鬓吴霜”，是一大转折，盖喻遇合有时。不应悲秋，说明词人欲拂去笼罩心头的阴云，重新振作起来，去争取美好的前程。自慰亦复自励，词情一波三折，令人抚绎不尽，一本结句仅作“绸缪”二字，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诗体为七排，是古代诗人极少创作的一种诗体，杜甫集中仅存数首。此诗乃诗人触景伤情、感慨入怀之作。
“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绣羽衔花他自得，红净骑竹我无缘。”诗篇开始，诗人紧扣清明时令入题。“新火”，古代四季，各用不同木材钻木取火，易季时所取火叫新火。唐宋时清明日有赐百官新火的仪式。苏轼《徐使君分新火》诗云：“卧皋亭中一危坐，三月清明改新火”即指此。首联一点时，二点地。诗人清晨起来，匆匆赶路，清明新火正袅起缕缕新烟。天气晴暖，春光明媚，一叶小舟荡漾在万顷湖水之上。一个“净”字写尽了天宇的明静，湖水的澄澈。此景如诗如画，可惜在诗人心中惹起的却是阵阵苦痛酸愁。“客船”之“客”轻轻一点，把诗人从美好的自然境界拉回到残酷的现实人生，诗人不得不面对飘荡流离的艰难处境，幸福和快慰转瞬即逝。景愈美，痛愈深。诗人看到天上飞过轻盈的小鸟，地上游戏的快活的儿童，他只是苍然感到“他自得”，“我无缘”，诗人历经苦痛，身老倦游之态如在目前。绣羽，美好漂亮的羽毛，代指鸟。鲍照赋云：“曜绣羽以晨过。”又，宋之问诗：“衔花翡翠来。”红净，此非指美貌女子，而是指少年，李白《赠孟浩然》诗有句“红净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即是。骑听，以竹当马骑，乃少儿游戏。此联直写诗人之哀之倦，与首联隐于其中、详察方觉不同。意义上隐显结合，表达上动静相照，取景由高及低，由水及岸，时空勾画宽远阔大。
“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第三联上承第二联，写本地风物人情。胡，泛指少数民族。湖南是多民族杂居省份，土家苗民很多，少数民族的儿童服饰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迥异于北国中原，楚地女儿腰肢苗条，美丽可爱，又是别番情调。在诗人笔下，小鸟轻翔，少年游乐，儿童装扮新奇，少女袅婷款款，衬以朝火新烟、湖光山色的背景，构成一幅明快爽朗、色调纷呈的清明风俗画。很明显，诗人意在以此反衬自己悲凉暗淡的心怀。前三联从现实、眼前着笔，第四联则由当地古迹转到对历史人物的回忆了。定王，汉景帝第十子刘发，唐姬所生，微无宠，故封王于卑湿贫国长沙，卒谥定。定王城又名定王台、定王庙等，在长沙县东一里，庙连岗，高七丈，故又谓之定王冈，相传乃定王为望其母唐姬墓所建。贾傅，即贾谊。年少通诸家书，文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他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又数上疏陈政事，言时弊，为大臣所忌，出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发抒不平之气。盛弘之《荆州记》里说：“湘州南市之东，有贾谊宅，中有井，即谊所穿也。上敛下大，状似壶。井旁有局脚食床，形制甚古。”诗人为何于此想及此二人二事呢？定王、贾谊失宠于皇帝，不遇于时运，被逐僻远卑湿之国，与诗人经历是颇相近的，而定王之望远在长安的母亲坟茔，贾谊之吊屈原而自伤，也正与诗人情感和思想合拍，诗人是借古人而遣已之郁怀。所以下联作者即从古人想到自身境况。
“虚沾焦举为寒食，实藉严君卖卜钱。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寒食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要禁火三日。相传春秋时介子推辅佐晋文公重耳回国后，隐居不出，重耳烧山相逼，之推抱树而死。重耳为悼念他，禁止在之推死日生火煮食，只吃冷食，以后相沿成俗。而太原旧俗，每冬至应寒食一月，平民不堪其苦，周举为并州刺史时，作书置子推庙，言盛冬去火，非贤者之意，故改为三日。其实，禁火乃周朝旧制，与子推之死无关，是《后汉书·周举传》附会为之。诗人在此不过是借用这个清明传闻而己。沾，润泽。寒食时虽赖周举之福开了火禁，诗人一无所有，舟鲜熟食，故只有虚承周之美意了。严君，即严君平，汉蜀郡人。卜筮于成都，日得百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读老庄，扬雄曾从其游学，称为逸民。这两句概括写诗人贫困潦倒生活。诗人到处奔波，左冲右突，却生计无着，写此诗前后即在潭州卖药度日，有诗云“药物楚老渔商市”。诗人提及严君平，非即思君平卖卜自给，更含有对君平闭帘读老庄的向往之情。诗人一生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为了社稷，也为了生计，想积极用世，同时也不乏退隐山林，过一种平淡安稳生活的热望，经过十余年的流浪颠沛后，这种心灵的追求更日趋强烈，《过洞庭湖》、《次空灵岸》和《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等作品都有明显的反映，所以结联诗人明言已志。他讨厌击钟而食、列鼎而烹的富豪生活，希望顺依自己“山林”“天性”，有“浊醪粗饭”伴送岁月，颐养天年就足够了。这不过是诗人在生活重负之下残存的一点起码的生存要求，虽不太积极，仍然体现了诗人不愿趋奉权贵，追慕荣华的高洁品质。可惜的是，诗人这个最普通的愿望都根本无法遂愿，第二年诗人即因贫病交加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年仅五十八岁。
第一首诗，诗人由清明景事兴感，抒写自己的悲惨遭遇与高洁志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段落。第二首在内容上是第一首的继续和发展，着重写飘泊之感，情怀抒发则更挚切深痛而饱满。
“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首联概写诗人苦于飘泊，年老病废的不幸命运，并启二三两联。偏枯病名，《黄帝素问》说“风疾或为偏枯”。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第二联紧承首联，“系舟”应“飘泊”，“左书空”对“左臂偏枯”，“双下泪”“左书空”如两个特写镜头，将首联漂泊病废内容具象化，“寂寂”、“悠悠”两个叠词，更强化了诗人无依无靠，飘泊不知所归，流浪难与人语的悲凉气氛。茫茫人寰，无人可语，卧病在舟，飘荡无期，右臂残疾，左书难以成字，虽想停舟驻足，却又无岸可登，思前想后，诗人泪雨滂沱，心如刀割。此为近承。第三联在上联具写的基础上概写，远承首联。蹴鞠即打球，与荡秋千等都是清明时节游戏，诗人选取它们入诗既照顾诗题，更含有深意。《杜臆》认为蹴鞠乃军中击球之戏，此代指兵乱，战乱频仍中的飘泊就更为艰辛，此其一；清明打球乃唐旧俗，不止军中，宫中犹耽此戏，王建《宫词》描写道：“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诗人用此，寓有想望京华之意，此其二；其实，蹴鞠秋千在此还具有比喻、双关意义，诗人的一生不正象球那样被人踢来踢去，命运不定，也不正如秋千般飞荡往复，高低起落，难以自控吗？此其三。“十年”言久，“万里”言远，诗人从时空两个角度叙写自己不幸。“十年”既是虚指，也是实指，从诗人贬出朝迁到现在已是十年光阴过去了。多少年来，诗人象毡球象秋千飘泊动荡，本已足悲，挈妇将雏，一天一天远离京华，则更增其若，荆楚的清明风俗虽与长安相同，正因其同，却不得不使人忆起流窜四处的亲朋，这益使人难堪万分，柔肠寸断。诗人在这十四个字中熔铸了极为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情感体验，它们依次叠现出来，既富有层次感，又极见浑然一体，具有极强的内在情感张力，令人想起诗人的另一联名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锈中。”诗人由上联蹴鞠秋千等物事巧妙转入对景物的描写，情感也逐级上升到新的高度。春来了，去冬南来的雁阵又纷纷穿云北去，赶赴北国的家园；四野人家也纷纷钻青枫取火，一片清明风光。诗人从高下两个角度取景。紫塞，北地边关，诗人用此代北方的京华长安。南鸟北归有期，迁客返京无望，可谓人惭北鸟。古人钻木取火，四时各异其木，其后仅于寒食后一日为之，成为沿袭故俗遗迹。春季当用榆柳，荆楚却用青枫，足见异地异俗，更易令人想到《招魂》中的句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这与诗人当时心绪是极合拍的。北方紫塞，楚中枫火，两两相隔，山高水远，诗人之心禁不住越过千山万水，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都京华。长安的楼阁一定早掩映于阳春三月迷离朦胧的轻烟花雨中了吧？那奇瑰高峻的山河也早应万紫千红，一片锦绣了。诗人想念京华之深，欲归故都之切，在如诗如画的想象之景中淋漓尽致地渲泄出来，表达却又含蓄深婉，真切动人。诗人到底忘不了社稷和君王。第四联为眼前实景，旅雁青枫却给人以无穷想象的天空，景深因之加大；此联为想象虚景，烟花锦绣又紧扣节令，近远两景真幻交融，动静兼具，足见诗人构思之精密，技巧之高妙。
“春水春来洞庭阔，白苹愁杀白头翁。”春水滔滔归向浩渺无边的洞庭，隔断了诗人的归路，举目皆茫茫白苹，更使白首诗人愁肠百倍，不能自持。“春”是节令的周而复始，“白”是色彩的比照烘托，两词叠用，极写诗人万般情怀。春水也如大雁一样，能够如期回归，诗人却不得不淹滞湖湘，返京无计；白苹虽有荣枯，尚能年年开花，诗人却盛年不再，衰落无成，然诗人偏又心系长安，不忘社稷，怎不愁上加愁呢？是景语也是情语，情因景生，情变景换，在情感的千回百折、跌宕渲泄中，结束全诗，只留下茫然、哀痛、无言的回声。结联素来为人称道，刘禹锡《嘉语》言此联人不可及，尤以叠字见妙，位云亭《秋窗随笔》赞其“风神摇漾，一语百情”，从艺术技巧和审美效果两个方面进行了极高的评价。
在内容上，《清明二首》因节兴感，借景借物抒怀，既写平生不幸，更让人看到诗人心中交织纽结的矛盾和痛若。诗人平生抱负无望可展，加以身老病废，流离失所，意识中潜藏的释道思想不禁抬起头来。在最后岁月的诗稿中，他感慨自己“久放白头吟”，渴望能“忘机”“返朴”，他追慕桃花源式的世外“淳古”生活，认为“富贵功名焉足图”，希望在“乐国养微躯”，且欲与山鸟山花结邻为友。然而诗人终归是诗人，即使成了江湖“渔翁”失群“孤雁”，也永不失“每饭不忘君”的本色。他总是心系故园，“每依北斗望京华”，不舍辅佐君王“几回青琐点朝班”的过去，“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诗人依然雄心不已。这样，进与退，入与出的矛盾在诗人心中此消彼长，掀起剧烈冲突，当然前者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情怀，也鲜明体现在《清明二首》中。贫病交加的诗人，眼前的欢乐之景无一不牵发缕缕哀愁，促使他追想严君，向往山林的任运生活。然而北回的大雁，飘流的枫烟，应时的春水，又注定他割弃不了“秦城楼阁”和“汉主山河”，且因之愈复悲哀。诗言情志。诗人这种深沉浓烈的情怀根植于诗人高尚深厚的爱国主义心灵，是诗人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自然而必然的写照。这种深厚的爱国之情是深可宝贵，值得今人发扬光大的。这也是这首诗的价值所在。
艺术表达上诗人也颇多成功之处。诗人善于选景构图。新火新烟，湖色春光，旅雁青枫，烟花锦绣，组成一幅有声有色、历历如见的江南初春图，而鸟衔花，儿骑竹，童妆胡服，女作细腰，定王旧城，贾傅古井，又是一卷具有鲜明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风俗图画。诗人选景注意大与小，远与近，高与下，动与静的角度变幻和配合，并把古与今，想象与现实有机融汇，内容丰富多彩，画面流走生动，境界高远阔大。诗人善于炼字炼句，以“净”写初春湖光山色的特征和神韵，以“远”状诗人欲留不能，京华日远的感伤，以“虚”道诗人囊空如洗的贫寒，“十年蹴鞠”一联高度浓缩概括，达到了言约意丰、辞断意属的审美高度。叠词、复字、双关等技巧，既增诗句声态之美，更使平常词眼产生了新的丰富深涵，扩展了诗的容量。全诗语言通俗朴质，感情却含蓄深沉，耐人咀嚼。
全诗以情感的构思线索，取景用事全为抒情服务，所以景随情移，步步变换。或以乐景衬哀，或直写哀景，第二首后三联则把情景高度统一于一体，一般景万种情叠起千重心浪，把全诗情绪推到最高点。诗人又善于多角度切入和转换，多重诗歌意象纷至沓来，仿佛随手拈出，又极妥贴自然。象第二首，首联点飘泊之苦，二联近承具写，三联远承概写，又带出清明物事，融深慨于其中。四联是眼前景，旅雁由地上云，新烟袅袅腾空，视点从低至高摇移；五联是想象着笔，结联又归于眼前茫茫湖水。结构上纵横开合，景致上伸缩自如，情感氛围步步加深，似淡实浓，似散实密，似漫不经心偏又构思绵密。语出自然，旨归深烈，简易纯熟，深然天成，正是诗人晚年诗作的鲜明特点。
在章法上，第一首前后两联都紧扣自身着墨，中间两联拓开一笔，写当地风情民俗，离合相间，跌宕起伏；第二首前三联叙事，叙中融情，后三联写景，景真情深，两大板块如又峰并峙，各显千秋。第一首起于风物人事，言志作结，第二首由自身飘泊启篇，又归于湖南风物，两首诗在整体结构上有一种曲折变化之貌，回环错落之美。总之，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达上看，《清明二首》都是诗人晚年的好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