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重阳节后，登高饮酒，面对深秋傍晚的景色，排遣思乡怀人的愁怀。“九日黄花”，指阴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正是菊花盛开、饮酒赏菊的季节。重阳节历来有登高的风俗，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七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是因重阳节思念家乡的亲人而作：“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赵可这首词中说“九日黄花才过了”，重阳节才过，却又登高饮酒，作者说是“一尊聊慰秋容老”，似乎是为了抚慰秋光。但从词的收尾句“酒阑望断西河道”，却透露了作者的真实心理，实际上是为了排遣思乡怀人的苦闷。作者因重阳节而引起的思乡怀人之情，似乎还萦绕心头，只不过不愿明白对人道出罢了。
这首词的在艺术上最明显的特点是写景的技巧。整首词描绘了一幅广阔的深秋山水图，层次井然。上片写自己的所在的西山，有近景：“高栋飞云，正在霜林杪”；有中景：“霜树重重青嶂小”。下片写由西山望东山，是远景：“翠色有无眉淡扫，身在西山，却爱东山好”，并且写到西山之间的河流：“流水极天横晚照”。通过多层次的描写，展现了晚秋山水的全景。而这些景物画面的转换和衔接又很巧妙，是一位身在高处的人的观察所见，使读者想到好像一架摄影机从高处移动着镜头，从西山的全景移到山巅的高栋飞云，又转到远处的东山，山下的流水、道路。“青嶂小”，正是从高处所见；“翠色有无”，则是遥望所及，都是从一个中心视点出发拍摄的镜头。词中对整个画面的设色，以素朴的淡色调为主，从平淡中又透出一种丰富；重重霜树的黄叶与白霜，远山似有若无、如蛾眉淡扫一般的浅浅的翠色，流水的青碧和晚照的红色，相映相衬，显示出“秋容”虽老，但却富有特殊的美感。在这种背景之下，词人抒写出一种若隐若现的乡思，使全词形成了一种高旷中略带沉郁的格调。
这是张籍游成都时写的一首七绝，描写了成都的秀丽风光、风土人情及繁华景象，流露出诗人对成都的眷恋之情。
锦江，以江水清澄、濯锦鲜明而著称。它流经成都南郊，江南为郊野，江北为市区，江中有商船。地兼繁华、幽美之胜。诗的前两句展现诗人顺锦江西望时的美景。新雨初霁，在绿水烟波的背景下，山头岭畔，荔枝垂红，四野飘溢清香。那如画的景色十分诱人。这两句写眼前景，景中含情，韵味深长，如跳动的音符，悠扬的旋律，拨动了人们的心弦。
上面写郊野景色，后两句则是由于“桥”和“酒家”的跳入眼帘，逗引起人们对市井繁华情况的想象。桥下水入岷江流至宜宾，与金沙江合为长江，东流直达南京，唐时商贾往来，船只很多。“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唐时酒家多留宿客人。读了这两句，使人由“万里桥”而想到远商近贾，商业兴盛，水陆繁忙；由“多酒家”想到游人往来，生意兴隆。最后说：游人呀，你究竟选择那一酒家留宿更称心如意呢？从这问人和自问的语气里，使人想到处处招待热情、家家朴实诚恳的风土人情和店店别具风味、各有诱人“闻香下马”的好酒。处处酒家好，反而不知留宿何处更好了。
沈德潜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张籍此诗，句句含景，景景有情，特别是后二句，近似口语，却意味深远，读后感到精警而又自然。诗人既善于抓住富于特征的一般景物，又善于抓住思绪中最闪光的一瞬间——“游人爱向谁家宿？”这样就能使一篇之朴，养一句之神；一句之灵，回一篇之运。这就是张籍“看似寻常最奇崛”之风格所在，也是诗作具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这首诗显示的是作者在大漠上行旅时所望见的景色和所产生的感觉。首句“黄沙碛里客行迷”，是写置身于荒漠中，不仅前路迷茫，不知何往，如韦应物《调啸词》所写的“东望西望路迷”；而且感到心情迷惘，无所归依，如韦庄《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词所写的“此时心转迷”。句中的这个“迷”字，与作者的另一首《宿铁关西馆》诗“乡遥梦亦迷”句中的“迷”字一起来看，可能还含有回首万里、归路亦迷的意思在内。
第二句“四望云天直下低”，回应第一句，描写在广阔无限的沙漠中，四面远望，天地相接，云天低迷，而这一印象正引出和加重了行客的迷失心情。这个“低”，虽属视官的错觉，却是望中的实感。陆游《游修觉寺》诗中的“天向平芜尽处低”句，写的也是这样一个错觉和实感；而岑参所写的，是在西北高原上、浩翰沙漠中的特别鲜明、强烈的感受。
第三句“为言地尽天还尽”，又直承这第二句。正因远望中云天四垂，低与地连，所以进而觉得地到了尽头，天也到了尽头。诗人到达安西后，在《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诗中还写有“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两句。“寻河”是虚写，用汉使通西域典故（见《汉书·张骞传》；“过碛”是实写，记自身的历程。“地尽”、“天低”则重述了这一过碛时由直觉产生的印象。
末句“行到安西更向西”，宕开诗笔，另拓诗境，表现天地本自无边无涯，地外仍有地，天外仍有天，过了大漠还在向西方延伸，以见天地之末“尽”。这一收尾也许另有一层意思，如李益的《征人歌》所说：“塞外征行无尽日”，虽然已经抵达安西，征行还不会结束。
诗写诗人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上日夜西行时，眼前看到的景色、直觉中构成的印象、内心处触发的感受。岑参的边塞诗，常采用夸张的表现手法。这首绝句中所写的“云天直下低”、“地尽天还尽”，也带有夸张色彩。但这种夸张，不是对真实的歪曲，而是对真实的强化，更形象、更逼真可感地表现了诗人在那样一个独特环境中所看到的独特景色、所产生的独特感受。
有些边塞诗，往往经过高度概括，甚或出于凭空想象，所写的景物情事常常共性多，个性少，纵有典型意义，不免陈陈相因。岑参所写，则大都是实地见闻、亲身感受，以不同于一般边塞诗的面目出现，奇葩独放，异境别开，使人眼目为之一新。从这首绝句，也可尝鼎一脔，窥豹一斑。
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和唐太宗李世民《赐萧瑀》诗中有“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诸句，“板荡”连用。《板》、《荡》本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在后世被屡屡连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这原因当然与两诗的内容有关。
《板》诗是刺周厉王无道之作，赏析另见他文，而《荡》诗也是刺厉王之作。《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诗序辨说》云：“苏氏（苏辙）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本义也。”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此“宋儒异说不可从”，极是。也有人怀疑此诗为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纣，借遵文王声讨纣罪的檄文，与《尚书》的《泰誓》、《牧誓》诸篇类似，只是有韵罢了。这也如陈子展所说“此想当然耳，实未有据”。兹从《毛诗序》之说。
诗共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开篇即揭出“荡”字，作为全篇的纲领。“荡荡上帝”，用的是呼告语气：败坏法度的周厉王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体，而“疾威”二字则是“荡”的具体表现，是全诗纲领的实化，以下各章就围绕着“疾威”做文章。应当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这一章起头不用“文王曰咨”。对此，孔颖达疏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天无所坏，不得与‘荡荡’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于上帝也。其实称帝亦斥王。此下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独不然者，欲以‘荡荡’之言为下章总目，且见实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以起发其意也。”他的意见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章以后各章，都是假托周文王慨叹殷纣王无道之词。第二章连用四个“曾是（怎么那样）”，极有气势，谴责的力度很大。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曾是’字，怪之之词，如见。”可谓一语破的。孙鑛则对这四句的体式特别有所会心，说：“明是‘彊御在位，掊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唤以‘曾是’字，以肆其态。然四句两意双叠，固是一种调法。”（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的细致分析，虽是评点八股文的手段，却也很有眼光。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纣王暗责厉王重用贪暴之臣后，指出这样做的恶果必然是贤良遭摒，祸乱横生。第四章剌王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内无美德，外无良臣，必将招致国之大难。“不明尔德”、“尔德不明”，颠倒其词反覆诉说，“无……无”句式的两次重叠，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语势更为沉重，《大雅》语言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样的体式中反映出来。第五章刺王纵酒败德。史载商纣王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周初鉴于商纣好酒淫乐造成的危害，曾下过禁酒令，这就是《尚书》中的《酒诰》。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厉王根本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俾昼作夜”一句，慨乎言之，令人想起唐李白《乌栖曲》“东方渐高（皜）奈乐何”讽刺宫廷宴饮狂欢的名句。第六章痛陈前面所说纣王各种败德乱政的行为导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借古喻今，指出对厉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远之国。从章法上说，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应第三章，说明祸患由国内而及国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险紧急了。第七章作者对殷纣王的错误再从另一面申说，以作总结。前面借指斥殷纣王告诫厉王不该重用恶人、小人，这儿责备他不用“旧”，这个“旧”应该既指旧章程也指善于把握旧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旧”与第四章的“无背无侧”、“无陪无卿”是一脉相承的。而“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说王既不能重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掌握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大命以倾”的灾难必然降临，这也是与第四章“不明尔德”、“尔德不明”一脉相承的。作者这种借殷商之亡而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没过多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赶出镐京，过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凉死去。厉王在那时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最后一章，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告戒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厉王却不会听取。诗的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王）之世”，出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实际上也就是：“周鉴不远，在殷后（王）之世。”国家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对于商来说，是夏桀，对于周来说，就是殷纣，两句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有如晨钟暮鼓，可以振聋发聩。只是厉王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或许他也明白这道理，但却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实与殷纣、夏桀无异。知行背离，这大约也是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的一个原因。
清钱澄之《田间诗学》云：“托为文王叹纣之词。言出于祖先，虽不肖子孙不敢以为非也；过指夫前代，虽至暴之主不得以为谤也。其斯为言之无罪，而听之足以戒乎？”陆奎勋《陆堂诗学》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魏源《诗序集义》云：“幽（王）厉（王）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彊御掊克，刚恶之人。四章‘炰烋”、‘敛怨’，刺荣公（厉王宠信的臣子）专利于内，‘掊克”之臣也；六章‘内奰外覃’，刺虢公长父（也是厉王宠信的臣子）主兵于外，‘彊御’之臣也。厉恶类纣，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诸人的分析当可以使读者对作者遭时之乱、处境之危、构思之巧、结撰之奇加深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