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么令”，唐教坊曲名，后用作词调。王灼《碧鸡漫志》说：“此曲拍无过六字者，故曰六么。”又名《绿腰》、《乐世》、《录要》。双调，九十四字上片九句五仄韵，下片九句五仄韵。
“七夕”，这是梦窗借七夕牛郎织女鹊桥会的神话传说，以悼念杭州的亡妾。
“露蛩”两句，写秋景。言园中的蟋蟀正在“句句”地鸣唱着，纺织娘也在欢叫着“织、织”，它们恰似在催促织女赶快结束织锦，可以尽早去天河畔与牛郎相会。“婺星”两句。 “婺星”，本指二十八宿之一的女宿；即玄武七宿的第三宿，有星四，其中三颗属宝瓶座。这里借指织女星。此言天孙织女为情所累，就懒于织锦，而长久地伫立在天河畔，盼望与牛郎相会。两句直接切入民间传说，以织女象征杭妾的在天之灵。“不见”两句。言但是她只能在天河边徘徊苦盼，因为没有船只可以渡她过河，也没有鸿雁飞临传递来牛郎的信息。天地殊途无会面之期矣。“云梁”三句，又述神话传说。言织女终于等到了七夕之晚，在云雾弥漫的天河上有群鹊赶来搭起了一座千尺鹊桥，了却了织女与牛郎的一年一度的这点相思情。只可惜相会的时光一瞬即过，再回首，这甜蜜的鹊桥会又将要苦候一年光阴啊。上片从“七夕”生发开来，再叙了民间中这个美丽感人的神话故事。但牛郎、织女的生别离，尚有一年一度的鹊桥会，可以聊解他们的相思苦；而词人与其亡妾却是再无见面之时的死别也。因此，词人对七夕的传说还是感到非常的钦羡。
“那知”两句，承上启下，专叙“乞巧”。“乞巧”，据《荆楚岁时记》：“（古时妇女七月七日夜）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玉石（黄铜）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此言天上的织女其实极想和牛郎长相厮守，不再分离的，但始终想不出用什么办法去改变王母娘娘的这个残酷决定——每年仅能相聚一夜。虽然如此，人世间仍旧有众多的小女子奉她为智慧女神，所以都在各自的闺楼上供起瓜果向织女乞求给她们增加智慧。“瓜果”两句，讥笑众女的自私。词人说：你们哪里知道今天晚上正是织女牛郎唯一能相聚在一起的大好时光，如果织女一旦真的被你们邀请下来，那末岂不是要使牛郎感到孤单寂寞吗？词人本着“己所不欲，不施于人”的仁者想法，特地为牛郎织女俩设想，所以他希望乞巧者要知趣一些，否则只会自讨没趣的。“瓜果几度凄凉”是说：那织女自顾不暇，怎能为了这点瓜果而抽出时间来赐给你们智慧呢？“人事”两句。“金钗擘”，“擘”，即剖。这是引神话传说中，王母用头上金钗在织女与牛郎之间一剖，就划出了一条天河，生生将他们俩隔在河的两边。也借喻世事往往循环往复，“牛郎织女”毕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故事，不可能有人真的看见过用一枚金钗就可以剖出滔滔天河。“今夕”三句，重申题旨。词人问：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他明知今天是“七夕”，但是偏设此一问，重在提醒众人不要忘记，天上的牛郎织女只有今天一晚上可以相会。所以说人世间在“乞巧”之后，到了月亮西堕就要收拾掉残杯结束了。但是我担心，天上的银河又将会毫不容情地将织女与牛郎这两个有情人分隔在两边啊。下片由天上一年一度的相会之艰难，联想到地上“乞巧”的煞风景。既点题，又作了更深一层的发挥。“寂寞罗池客”，又可以看成是词人自我形象的写照。由于杭妾已经仙逝，所以说天上两星尚有今夕相会之期，而自己惟有酒冷人单孤苦度日而已。
此赋先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接着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古今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和生死进退三方面的矛盾，最后写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但采用的是自问自答，比喻贴切形象，通过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赋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作者认为总结教训必须抓住根本，自己之所以遭受磨难，就在于本身的追求有不合适的地方：处在卑微的地位上而悯念当世，参与革新。
接着，作者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三方面的矛盾：①古今之间的矛盾。作者在阅读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密切注视着当时的社会，惊诧地感觉到“今昔之异谋”，古今道术不同。但是，他所向往的却是古代社会，而对当时的现状却深感不满。“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古人是淳朴整一的，当世却是人心狡诈，各怀私意。古今之间的这种差异，促使作者苦苦追索，从而又陷入新的矛盾之中。②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探讨解决古今异谋的过程中，作者把自己托付于大道，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大中”。在他看来，在领悟和实践大道的过程中，如果能够避免过份和不及两种倾向，就可以周流无滞，与时推移。“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践履大道可以胜物而不伤，外物无法造成困扰，这是作者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他美好的理想。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当他按照这种意愿行事时，不是“物莫能婴”，而是被人际纷争所纠缠，并且受到伤害，理想和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③生死进退的矛盾。文中先后两次提到作者置身于这种矛盾状态的窘境。先是永贞革新时出现的情况：“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乎鼎镬。幸皇鉴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适”此时的作者进退两难、生死未卜。他不甘心于退却保己，认为这样做有乖宿愿；但又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他的政敌设置了重重障碍。永贞革新失败后，他随时面临被杀头的危险，降职任用已是侥幸。到达贬所之后，他再次陷入生死进退的矛盾冲突中。他曹经想到过自杀，然而，上有老母，下无后代，他下不了这个决心。“进路呀以划绝兮，退伏匿又不果。”在仕途上，作者欲进不能，欲退不果，只好像囚徒一样生活在世间。
之后，作者在叙述自己遭贬谪的过程时称：“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表面看来，他承认自己有罪，应该被眨谪到边远地区，但赋中“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几句所列举的现象却表明他深信自己的理想合乎正义，因而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非常执著专一，以至于对于政敌没有丝毫的戒备。如果说这也是罪过的话，那就没有是非可言。由此来看，作者实际上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把自己说成罪人只是为了避免再次触犯当朝天子。至于他年青时就已树立的远大志向、坚定信念，虽然历经磨难但，并没有丝毫改变。
结尾写道：“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与之前作者追述自己初衷的“求大中之所宜”中的两个“大中”都是作者最初追求的目标，也是最终选择的归宿，前后是一致的。由“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可知，作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作者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尽管如此，他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因此，此赋表面上写作者惩戒以往、追悔过去，实际是表白自己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
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不过采用的不是主客问答方式，而是自问自答。因是骚体赋而出现的感叹词绝大多数是“兮”，但是后半部分有几句属于例外：“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将显身以直遂兮，众之所宜蔽也。不择言以危肆兮，固群祸之际也。”这一段文字是“兮”和“也”错杂出现，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一方面，它使文章避免呆板，富于变化；另一方面，传达出了作者复杂的情感意念。把“也”字置于句尾，既是对所提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同时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另外，作者把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所作所为比作驾长辕车行进在险峻的山路、弃舟船而横渡波浪滔天的大江，都显得很贴切、形象。对于贬谪途中的景物描写也能选择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一首相思之作，却不同于那种甜蜜憧憬的怀想，亦不是刻骨铭心的感念。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首小令，那么非此二字莫可当得：阑珊。
所谓“那能还傍杏花行。去年高摘斗轻盈”，正是“春花秋月，触绪还伤”的另一番写照。当年他曾和她一起攀上杏树枝头摘取花枝，比赛谁最轻盈利落，而今的杏花春雨一如往昔，而佳人已逝，以至于唯恐再见到杏花，触动自己的伤心事。睹物伤情，算是中国诗歌由来已久的传统。
转到下片，出现一组精工的对句：“漫惹炉烟双袖紫，空将酒晕一衫青。”这两句解释出来，就是熏炉上的烟气轻轻萦绕，双袖在炉火中映出紫红的颜色，身着青衫而脸上泛出了酒晕。句中一个“漫惹”，一个“空将”，极写无聊之态。这里纳兰仿佛是说，我现在多么无趣啊，恍恍惚惚，呆呆地烤着炉火，饮着乏味的酒，忽忽悠悠就醉了，我也不知是为了什么，我也不知要做什么。
尾句，作者舍弃了一切描写与对仗，平平呵出：人间何处问多情。以人间之广大，竟然还是无处寻觅、亦无处寄托那一份多情。看似平淡的一句话，却实已把天地逼仄到了极处。这正是“谁念西风独自凉”的境界，西风遍吹，而独有我感到了深深的凉意。天地广大，而唯有我心怀迂曲，无处排遣，无处寄托。
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