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谁做得愁如许。平地波涛挟风雨。往事凄凄都有据。月堂笑里，夕亭话后，自是无人悟。
他谁做得愁如许。平地波涛挟风雨。往事凄凄都有据。月堂笑里，夕亭话后，自是无人悟。
在爱情生活中，有失去情人而悲泣自怜的弱女子，也有泼辣、旷达的奇女子。在以男子为本位的中国古代，虽然二者均避不开命运的摆弄，但后者毕竟表现出了一种独立、自强的意气，足令巾帼神往。
《郑风·褰裳》中的主人公，就正是这样一位奇女子。她与其他女子一样，此刻大抵也正处于热恋之中。因为所恋的心上人，在溱洧之水的对岸，所以也免不了等待相会的焦躁和疑虑。不过她的吐语却爽快：“子惠思我，褰裳涉溱。”——你倘要思念我，就提起衣襟渡溱来！真是快人快语，毫不拖泥带水。较之于《郑风·将仲子》那“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的瞻前顾后，显得非常泼辣和爽朗。
但她的心上人，似乎并没有及时来会，便不免引得女主人公有点伤心了。只是伤心中的吐语也毫不示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你若不想我，我岂没有他人爱！这话说得也真痛快，简直就像是指着对方的鼻子，声称“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么，我就只能爱你一个？”那样快利。这态度又是很旷达的，爱情本就是男女相悦、两厢情愿的事，倘若对方不爱，就不必强拉硬扯放不开。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正可为“岂无他人”四字作注。较之于《郑风·狡童》中那“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的呜咽吞声，此诗的女主人公，又显得通达和坚强多了。但倘若以为她就真的不把对方放在心上，恐怕还有几分误解，其实那不过是她所说的气话，而且还带有假设的意味，这从“狂童之狂也且”的戏谑语气，即可推知。须知女主人公心里，实在是很看重这份爱情的，但在外表，却又故意装出不在意的样子，无非是要激得心上人更疼她、爱她而已。所以她刚冷若寒霜，吐出“岂无他人”一句，即又噗哧一笑，戏谑地调侃对方“傻小子呀真傻态”了。可见这位泼辣、爽朗的女主人公，在爱情上既颇认真，也还带着几分狡黠。唯其如此，于自矜、刚强之中，又显得可亲、可爱。
全诗只短短二章，用的是富于个性的口语描摹，故涵咏之际，只觉女主人公泼辣、爽朗的音容笑貌，如接于眉睫之间，堪称抒情小诗中的精品。虽说女主人公并未看轻爱情，倘若她真的被心上人抛弃，也未必能做到诗中所说的那样旷达；但这种建立在自信、自强上的爱情观，以及纵遭挫折也不颓丧的意气，却是颇能令溺于情者警醒，而给天下弱女子以鼓舞的。远古的接近自然状态的男欢女爱，同现代建立在个人独立意识基础上的男欢女爱固然有许多不同，但在符合人性的自由选择这一点上，却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其精神也是现代的。
岑参集中，凡怀念朋友的诗篇，每每在题目中明言其人，如《宿华阴东郭客舍忆阎防》 《潼关使院怀王七季友》 《青山峡口泊舟怀狄侍御》等皆是。其实这也是古人写诗的通例，不独岑参如此。而此诗却题作《春梦》 ，很是暧昧。根据诗题，根据诗中“洞房”“春风”“枕上”“春梦”等措辞以及全篇的风格来玩味，它的抒情主人公又似应为女性，是一首传统的闺思诗。
此诗写法独特。洞房忽起春风，极反常。然梦中春风，则合理。梦中千里寻人，可见思念之深切。所谓夜有所梦常因日有所思。因为是梦，所以能片时行尽千里。此所谓“反常合道”之巧思。
诗的前两句写梦前之思。在深邃的洞房中，昨夜吹进了春风，可见春天已经悄悄地来到。春回大地，风入洞房，该是春色已满人间了吧，可是深居内室的人，感到有些意外，仿佛春天是一下子出现了似的。季节的更换容易引起感情的波动，尤其当寒冷萧索的冬天转到晴和美丽的春天的时候。面对这美好的季节，想到在湘江之滨的美人，相距既远，相会自难，所以更加思念了。
诗的后两句写思后之梦。由于白天的怀想，所以夜眠洞房，因忆成梦。在枕上虽只片刻功夫，而在梦中却已走完去到江南的数千里路程了。用“片时”，正是为了和“数千里”互相对衬。这两句既写出了梦中的迷离惝恍，也暗示出平日的密意深情。换句话说，是用时间的速度和空间的广度，来显示感情的强度和深度。宋晏几道《蝶恋花》云：“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即从此诗化出。在醒时多年无法做到的事，在梦中片时就实现了，虽嫌迷离，终觉美好。很多人都有这种生活经验，诗人在这里对这种经验给予了动人的再现。
李白被赶出长安，心情无限激愤和失望。但又看不见别的出路，因而也更加苦闷。在这首送岑征君归隐的诗里，这激愤、失望，苦闷的心情一齐迸发出来，化为对唐玄宗统治集团的控诉和同黑暗政治现实决裂的誓言。
第一部分（1～4句）是写岑征君是相门之子，有着谢安一样的雅望。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动的比喻，以腾飞的巨龙比喻岑征君卓越的才能，充分体现了他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
第二部分（5～12句）是写送别岑征君当时的情景和想象岑征君归隐鸣皋山的原因。诗中写岑征君有卓越的才能，但竟不容于世，反衬了现实的黑暗。征君归隐鸣皋山虽是无可奈何之举，但隐居生活非常的幽深凄清、恬淡纯净，同权贵专权，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对立的。无论是送别的情景，还是想象中的隐居生活又都表现了诗人极为苦闷的心情。
第三部分（13～20句），诗中描述的君主是封建时代谦恭下士的帝王的典范；而贤士又都是性格傲岸、蔑视权贵的典型。李白在诗中徵引这些古人的典故，用意无非是两个，一是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借以批评唐玄宗的“轻士”；二是表明自己平交帝王的态度，决不以牺牲人格来换取功名。李白的这种追求人格价值的理想，产生在盛唐政治开明的社会历史土壤中，受到自由浪漫的时代精神的培养和滋育，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富有人格价值、值得布衣寒士骄傲的人生追求。
到了第四部分（21～24句），诗人则把满腔激愤，失望和苦闷的心情，写成了痛快淋漓的揭露与斥责。在唐玄宗统治集团统治下，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奸佞得志，贤才受辱的黑暗政治。诗人表示，再也不能在这个黑暗的现实里呆下去了。这里，他又是用否定一切现实生活，以消极归隐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反抗的，当然反映了他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论点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较组成。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第二段，论证“天时地利人和”。以设置占天时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为例，比较“天时”于“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说明城小而难守；“环而攻之”说明攻城者攻势强大，占有战斗的主动权；“而不胜”说明攻方失败。战斗会以弱者胜、强者败告终，作者认为攻防之所以敢大军压境，是因为在“天时”上占了优势，但守方可凭借“地利”进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军心涣散，必然失败。这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时不如地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段，论证“地利不如人和”。以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而终不能守为例，比较“地利”与“人和”的轻重。“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多”指明了守方具有优越的“地利”条件，本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结果却“委而去之”，原因就在于内部不“和”，有好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反被虽无“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战胜，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最后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最后一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文章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气势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