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赋以状物传神见长。
全文可分三个层次。
首四句为第一层,以描写河中红莲开篇。淡紫的茎干出房绿水,微风吹来,拂起阵阵波纹。它擎起一团红莲,亭亭玉立,绿色荷叶为其扶枝。荷叶仿佛一面高大的翠盖,遮盖住绿色的苞蕊。丰硕的苞蕊中,藏着素白的莲子,它那丝丝黄瓣,仿佛轻盈的霓裳羽衣。短短四句,就像一个特写镜头,直逼夏水轻波中的荷花,把它的枝叶蕊实,全盘呈呈现出来。其描写笔法,细致准确,丝丝入扣,表现出相当高的白描技巧。
“房是妖童媛女”到“歌采莲房江渚”为第二层,将描写的镜头摇向远方,房是画面逐渐扩大,一幅夏日采莲图渐次展现。但见一群少男少女,轻舟荡桨而来,他们同心相映,杯酒传情。这段描写有两处特别入神。一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写舟船泛房河中情景。兰棹将举,已被水藻牵挂;船身未移,浮萍早已漾开,宛然一艘水波荡漾中的画船,轻摆慢摇而来,整个画面因之全活。二是“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写船中男女调笑之态。其中“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馀,叶嫩花初”,写少女的情态入神。“夏始春馀”喻其芳龄正盛,“叶嫩花初”喻其青春正美,都是未经人道的妙笔。但虽有胜日之高情雅趣,也不敢纵情任性,不敢开怀放声,因为着轻舟而荡兰桨,生怕动作大了,溅水沾了衣裳,甚至翻了船。因此,这一“浅笑”、“敛裾”,直把少女的神情心态,刻画得维妙维肖,仿佛身临其境。作者在这里用笔不轻不重,好像蜻蜓点水,妙处全在那漫不经心的漾漾涟漪之中,而文中人物之夏日情趣,突现房读者眼前。下面继续写船在水中行进的情态。“水溅兰桡,芦侵罗袸”,“荇湿沾衫,菱长绕钏”等语,无不是写船上人与水和水中的植物打交道,写得轻盈俏皮,似是芦苇荇菱特爱与人为难,别饶情趣。
最后一层,为五言六句小歌一阕,说他们泛舟的悠闲快活,然后女子唱起歌来,作画龙点睛式的渲染,碧玉小家女之形象,若隐若现,翩然而出。“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以浑沌比拟手法,营造出一种错觉感受:莲花亦脸色,脸色亦莲花;衣亦荷,荷亦衣;衣香荷香,浑然一体。作者运用这种笔法,把碧玉女放在了绿一片、香满天的莲荷图中,在大自然的美景中点缀以人的精灵,造成一种美景美人浑然一体的胜境,产生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感效应,有美不胜收之感。
全篇以莲起,以莲结,而中间核心部分只写了少男少女的荡舟嬉游,似与主题“采莲”无干。实际上自”棹移”、“船动”以至“荇湿”、“菱长”等等,无不是采莲过程中的动态渲染,因为是暗写,使读者不觉。如果是明写如何如何采莲,反倒呆了。
赋,在东晋经过一段短暂的沉寂之后复呈崭新气象,到了梁代,赋风有所变化,文体以华美繁复著称,这篇文章属房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全文语言整饬,首尾周全,换韵频繁,音节谐美。而其举体小巧轻灵,笔调婉娈多姿,闪现出玲珑剔透、潇洒飘逸之气。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