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题为“赋得江边柳”，柳、留谐音，柳树容易生长，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习俗，表示挽留和祝福。此诗视角敏锐，画面绝美，笔锋老到。
首联一二句，写柳色、柳姿，语句对偶：“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翠色”，是指柳树的颜色。“连”，不是一棵树，是一片。如果诗人想把自己暗喻成江边柳，那么“荒岸”这两个字，就有意义了。秋天中柳树的翠色，应该是衰老的颜色，也可以美，但它是一种苍老的美，暗示着诗人已身心疲惫。草木枯黄的秋天，岸也是荒的。“荒岸”是想说明诗人自己的生存环境，环顾四周，不知哪里是自己的人生归宿。
诗人想：烟波渺渺，隐隐约约中，依稀能看见远方的楼宇，这些楼宇才是诗人魂牵梦绕的地方，可惜，温馨的家庭生活离自己太遥远了，可望而不可及。
颔联三四句，写柳影、柳絮，语句对偶：“影铺秋水面，花落钓人头。”岸边柳树的倒影铺撒在水面，随波摇晃，成了虚的东西，诗人眼前的处境梦幻迷离，一片茫然。飘扬的落花落在垂钓人的头顶，命运无非就是被人无情地摘扔而去，甚至不曾有过一眼相看，终归被抛弃的担忧涌上心头。
颈联五六句，写柳根、柳枝，语句对偶：“根老藏鱼窟，枝低系客舟。”柳树老了，根部溃烂，成了鱼儿的避难所。在别人的眼里，自己不再新鲜，已经成了他们的暂寄处，就像一个旅店，过往行客们，匆匆来也匆匆去。柳枝虽然能系客丹，但那是暂时的，客舟终要远行。“枝低”就像诗人伸出的双手，双目企盼地牵扯着客人的角衣，结果无济于事。
诗的前六句看似写景，实则述己，写江边柳的秋色实是喻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命运。
尾联七八句，写心情：“潇潇风雨夜，惊梦复添愁。”诗人终于站出来，直抒胸臆。梦醒了，是因为有潇潇风雨；往事不堪回首，诗人猛醒之间，却依然找不到人生的风标，无处可逃。风雨之夜，柳枝引起人的离愁，切合题意。
全诗在写法上，通篇不着一个“柳”字，但句句写柳，又暗喻自己的身世处境，情真意切，引人同情。历来诗评家对此诗评价甚高。
这首五言律《寄淮南友人》可视为《白毫子歌》的姊妹篇。李白在八公山中寻仙不遇，但在淮南盘游的日子，却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他对友人说，他有幸做了一回淮南客人，并饱览了八公山胜景仙迹，对满山桂花飘香尤为叹赏，因以盘桓日久而忘归。
在这首诗中，李白透出了自淮南返回梁宋故国、重新开始书剑飘零的生涯的抑郁心情。首句“红颜怨归国，春岁歇芳洲”，是个倒装句，说他春天去淮畔芳洲游憩归来后，自己才感到一种失落与隐怨。何以如此？“不得金门诏，空持宝剑游”。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诗人虽向往自由自在的山川游历，却并未断绝仕途之念的矛盾心态：他热烈地追求自由与超脱，同时又希望重新得到大唐天子的重用。他仿佛对友人说，我又开始云游天下了，“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海云迷驿道，江月隐乡楼”即为这次游踪的记录与传照，运用了对偶修辞手法，整齐美观，音律和谐。诗的末尾又回到春天作客淮上的乐事上来，一个“复”字，很传神地反映了诗人行踪飘零的羁旅生涯。一个因字，表现诗人本放浪不羁，却因八公山中生机勃发的满眼桂树而难以自已的浪漫情怀。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待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本诗其第一首，作者泛忆江南，兼包苏、杭，写春景。
全词五句。一开口即赞颂“江南好！”正因为“好”，才不能不“忆”。“风景旧曾谙”一句，说明那江南风景之“好”不是听人说的，而是当年亲身感受到的、体验过的，因而在自己的审美意识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既落实了“好”字，又点明了“忆”字。接下去，即用两句词写他“旧曾谙”的江南风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日出”、“春来”，互文见义。春来百花盛开，已极红艳；红日普照，更红得耀眼。在这里，因同色相烘染而提高了色彩的明亮度。春江水绿，红艳艳的阳光洒满了江岸，更显得绿波粼粼。在这里，因异色相映衬而加强了色彩的鲜明性。作者把“花”和“日”联系起来，为的是同色烘染；又把“花”和“江”联系起来，为的是异色相映衬。江花红，江水绿，二者互为背景。于是红者更红，“红胜火”；绿者更绿，“绿如蓝”。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花发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区别。洛阳有洛水、伊水，离黄河也不远。但即使春天已经来临，这些水也不可能像江南春水那样碧绿。因此作者竭力追忆江南春景，从内心深处赞叹“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能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这个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词虽收束，而余情摇漾，凌空远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
此诗见于《全唐诗》卷五《则天皇后》。这是一首写游宴山水的诗，相当有特色。第一句表明时节，第二句说明和谐愉悦的气氛，第三四句描写美景，五六两句突出主题，最后两句写分别的不舍。此诗对仗工整，清新自然，虽然声律不够谐和，但已接近五律格式。
律诗体制的定型和规范化，沈佺期、宋之问贡献较大，而武则天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作为最高统治者，她不仅大力倡导，而且身体力行。她的时代，还称不上是唐诗繁盛的时代。但有了她的精心培育，唐诗已经蓄势待发，预示着它的繁盛时代终将到来。
此诗一、二、三章叙述了周的发生、发展、壮大以及鲁国的建立，并不是纯粹介绍民族历史，赞美所有先祖的功德，而是突出两位受祀的祖先后稷和周公，以说明祭祀他们的原因。至于诗中提到的其他人，则只是陪衬而已。后稷是周民族的初祖，为姜嫄所生，其出生有一些神话色彩，《大雅·生民》记载较为详细。诗写到这些是因为姜嫄有端正的德性，但主要的却是体现后稷的不凡与神异，和《生民》诗的用意一致。后稷的发展农业，固是上天赐之百福，更和他个人受命于天分不开。以下叙述太王、文王、武王，重点在于灭商，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而文王、武王“缵太王之绪”，“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发展线索极为清楚。关于周公功绩，诗中没有明载，但“（成）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分明见出周公于建周有大功劳。《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辅武王，衅社，告纣罪于天及殷民。”周公在灭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虽位极人臣，却不能和天子并提，故诗人用比较隐晦的方法突出了周公的功绩。第三章末诗人写道：“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说：“周公皇祖。”诗意就豁然明朗了。“周公皇祖”之“皇祖”，郑玄以为伯禽，朱熹谓为群公，皆误。明指周公，倒文以协韵耳。
诗人对鲁国辉煌的历史进行讴歌，叙述鲁公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战绩。“戎狄是膺”是北部边境平安，不受侵扰，“荆舒是惩”则指僖公从齐侯伐楚之事。“泰山岩岩”以下，写鲁国疆域广大，淮夷、徐宅、蛮貊、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因为此时鲁国对淮夷用兵最多，成绩最大，故诗人一再言之。大致鲁国在以后的发展中，初封的土地或有损失，而此时又有所收复，故诗曰：“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从全诗看，诗人着重从祭祀和武事两方面反映出鲁国光复旧业的成就，而又统一在僖公新修的閟宫上，閟宫之祭本是周王室对鲁国的特殊礼遇，同时诗人又认为鲁国的种种成功也来自那些受祀先祖在天之灵的庇佑，这样，诗的末章又描写作庙情况，和“閟宫有恤”前后呼应，使全诗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
《鲁颂·閟官》是《诗经》三百篇中最长的一篇，全诗共一百二十句，《毛诗》原分八章，朱熹《诗集传》分九章，五章每章十七句，二章每章八句，二章每章十句。各章之间，意义相互连贯，前后叙述僖公作庙，并以奚斯作颂结束全诗。中间写祖先功德、僖公祀祖、僖公武功及家人群臣情况，同时穿插了对僖公福寿的反覆祝颂，而其中六个“俾尔”句型分置三处，使本来恢宏的气势更起伏跌荡，如钱江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在语言方面，极铺张扬厉之能事，叙事细密，写秋尝则“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騂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各种祭品，各种容器，一一陈列，以显出其规模之盛大。写鲁公军旅则“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威武的戎装，精良的武器，体现军队无坚不摧的士气。此外，“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徂来之松，新甫之柏”等以繁密的语言组成排比整齐的句子，也为增加诗歌气势起到推助作用。方玉润《诗经原始》中指出该诗对于汉代辞赋的影响，是很有眼力的。但是，在诗中诗人表达的是周公后裔们对于僖公光复旧物所产生的共鸣，是对于再现过去辉煌的向往，这是一个衰落宗族特定时期的真实感情，作为鲁国诗人代表的作者抒发了这种感情，它既是充沛的又是复杂的，只有长篇巨制才能容纳得下，只有细致的描写和深透的论说才能尽情倾吐。刘勰《文心雕龙》曰：“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这就是《鲁颂·閟宫》和扬、马辞赋的本质区别，也是方氏未曾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