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令题为“怨风情”，很明显是描写一位闺中女子对爱情的埋怨和绝望，其中交杂着忧愁、猜忌、悲伤、怨恨等多种复杂情愫。在这支小令中，乔吉运用了一系列的双关和比喻的手法来衬托主人公心中对爱情的失望。这首小令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女子失恋后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心世界，其中纠结着相思忧愁、困惑疑猜、怨愤绝望等复杂的情感，令人倍感伤情。
当往事渐渐成为往事，熟悉的渐渐变得不那么熟悉，回忆却像一条蛇还停留在曾经的故事里，女主人公虽然不能忘情，但她面对现实，必须努力走出失恋的阴影，从而减轻因失恋带来的梦魇式的痛苦、相思的煎熬和忧愁的折磨。因此，小令起首用一鼎足对将这种复杂的心境展露无遗。这里的“眼中花”并非真花，而是自己的心上人，“怎得”表明白己与意中人的爱情山穷水尽，很难结合在一起。为此，她忧心忡忡，双眉紧蹙，仿佛被一把锁紧紧困住。她不能就此自怨自艾终其一生，必须找到打开眉上锁（亦即心锁）的那把钥匙。“描笔儿勾销了伤春事”，可见，描几笔字画无疑是她情感释放的最佳方式，于是，她在抑郁之中，提笔写下断肠诗，她希望那些失恋的相思、怨愤和痛苦能找到一个隐秘的突破口发泄出来，那些青春爱情的烦恼、令人感伤的琐碎情节和心灵的痛苦能就此一笔勾销。可是，蓬山已远，锦书难托，纵然写好情书又不知寄往何处。
“闷葫芦铰断线儿”，心上人没有说什么，就无缘无故中断了联系。她在心里反复掂量这件事，种种可能的原因被一一提起，又一一被否决，最终，像闷葫芦一样，她找不到发生变故的原因所在，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锦鸳鸯别对了个雄雌”，困惑之余，她猜测心上人很可能是看上了别的女子，另觅新欢了。
最后三句，写出了她的怨恨和绝望。她没料到，自己的心上人和其他轻浮薄幸的男子一样，不把感情当回事，像野蜂一样，到处寻花问柳，踪迹难寻。这个痴情的女子在刹那间彻悟了男人的劣根性，恨自己为什么那么痴傻，何苦要为这样滥情不专的臭男人坚守贞操，白白地害相思。她的心底升腾起一种愤激的情感，她要自己坚强起来，要像蚕蛹一般停止吐丝，把曾经的心上人从心里摈弃，从而决绝地告别过去，活出一个真正的自己。最后三句看起来具有“俚曲”特点，从正、反、侧三个方面，又多用衬字，描写出了自己的失意。
这首小令大量采用俗语口语人曲，摈除典故和藻采，一以本色出之，使这位女子声口毕肖，生动传神，尤能展现元代散曲质朴通俗的特点。曲中每句皆用比喻，形象得体，语言活泼俏皮，清爽洒脱，风格迥别于赋体小令和清丽之曲，值得品味。
这首小令虽说只有短短四句，但曲家却以清丽的语言，为读者创造出妙趣横生的艺术境界。在作者笔下，吴国良技艺高超，箫音低回清婉。倪瓒泛舟江上，听其吹奏。箫声空灵辽远，如幻如真。那江中晃动之月影，朦胧缭绕之春雾，均为吴郎精妙绝伦的洞箫演奏布置了浓重的令人神往的艺术欣赏氛围。这美妙的箫音，会招致娥皇与女英前来鼓瑟呢，云水之间，声音由远而近，似乎是神女的环佩在轻摇、碰撞，是那么玲珑动听，女神真的眷顾，闻箫声而来。
当然，这样的想象终归只能是想象。作者的意图，一是对友人技艺由衷的赞美，一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元代无休无止的动荡，带给曲家的是性灵的遮蔽感和人生的幻灭感。所以，脱迹尘氛之外，扁舟一叶，吹箫度曲，成为其理想的生活方式。“晚益务恬退，弃散无所积，屏虑释累，黄冠野服，浮游湖山间以遂肥，丰采愈高，不为谄曲以事上官，足迹不涉贵人之门，与世浮沉，耻于炫暴，清而不污，将依隐焉”（元周南老《元处处士云林先生墓志铭》）。倪云林人格高标，文骨清逸，隐于五湖三泖之间，这本身就是一幅大写意。
总之，此曲短小精悍，神韵超逸，正如倪瓒画作中的小品，冲淡醇雅，不为俗染。
诗的首句简要地介绍了主人公的姓名、性别和大概年龄。“雍容”用在句中，既指主人公的名字，也暗示了她的气质，有助于形象地层现李波小妹坚定自信、遇事从容镇静，应付裕如的性格。
诗文以“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短短两句，将李波小妹的英姿栩栩如生地显现在读者面前。李波小妹撩起衣服飞身上马，骏马奔驰，迅捷而轻快，衣衫在马上飞动，好似被风卷起来的蓬草，她以百步穿杨之能，左右开弓，每箭能够射中两个猎物。在这里，“褰裳”、“逐马”的行动描写精细、准确，它与“如卷蓬”的生动比喻巧妙地融为一体，形象地表现了李波小妹高超的骑术。“左射右射必叠双”，则一方面赞扬了李波小妹神奇的射猎本领，另一方面，显示了她非凡的战斗业绩。
最后两句，诗的笔势一转，面对能骑善射，英气逼人的李波小妹发出这样的感慨：李波家的妇女尚且武艺卓越，那么，李波家男子的武艺一定更加高超，无法抵挡。该诗把李波小妹作为衬托和铺垫，通过赞美她的骑射本领，从而颂扬李波一伙的人马精良、武力强大，所向无敌。
在诗尾点出题旨，收结颇为得体。可以看到，对于以李波为首的这支民间武装力量，官府和地主豪绅引以为患，而老百姓却非常拥护，并高度地加以颂扬。
全诗运用了叙述、描写、议论三种表达方式，把李波小妹盘马弯弓、勇敢善战的形象塑造得丰满生动，精神气概表现得鲜明突出，达到了“字立纸上”的艺术高度。诗的格调刚健豪放，与南朝民歌的纡回宛转，大异其趣，充分显示了北朝民歌独特的艺术风格。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十五从军征》，是一首暴露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的汉代乐府民歌，反映了劳动人民在当时黑暗的兵役制度下的不平和痛苦。这首诗描绘了一位少年从军65年返回故里时家破人亡的情景，揭露了封建兵役制度给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也同时说明了作者讨厌战争，渴望和平，关心劳动人民。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主人公的思想脉络由六十五年的征战生活进入邈邈旷野、漫漫古道，对亲人家园的现状由茫然无际的想象到急切地、盼知又怕知地询问，读者由开头两句诗展开的遐想的翅翼也在主人公焦急的劈头问话声中收束。，一句“家中有阿谁”的追问，推出了作品的聚光点——家。六十五年了，岂敢奢望家人安然无恙、亲人健在？能有一二幸存者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所以他只问，家中还有谁侥幸苟活人世呢？可是，“乡里人”的回答却如站在雪地里浇下的一盆冰水：“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在这动乱的年月，我的亲人们竟无一幸存者？多少年来积压心底的感情，向谁倾诉、向谁表达啊？唯有那青青松柏、垒垒坟冢吗？那，就是我的家吗？不，不，不可能！
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由遥看到近见，满眼更加荒凉凄楚的景象。作者没说室空无人，而是抓住野兔见人钻进家畜窝中自以为得所，野鸡惊飞落到屋内梁上自以为安的情景；作者没有直书庭园荒芜杂乱，只摄取了井边、中庭随意生长的葵菜和谷物两个“镜头”，人去屋空，人亡园荒，更其形象，倍伤人心神。一个风尘仆仆的老人，站在曾经炊火融融、庭园整洁的“家”的面前，站在盼望了六十五年可又无一亲人相迎的家的面前，竟然比想象的还不堪十倍、百倍……这是怎样一种情境，将掀起读者怎样的感情波澜呢？
“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他走出年久失修的破门，向东方看去，他也许还抱着希望，他看到了谁？看到了什么呢？他也许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也许什么也没有看到。他茫然地从幻想中走出来，低声哭了起来 “泪落沾我衣”五个字，饱和了多么丰富、多么深厚、多么沉痛的感情内涵啊！ 主人公和他的家的相互映衬的叙写，把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水平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服了整整六十五年兵役的人，竟然还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那些没有服兵役的亲人们，坟上松柏都已葱葱郁郁，可以想见他们生前贫寒凄苦的生活还不如每时每刻都可能牺牲的士卒；作品具体写的是主人公为国征战六十五载却有家归不得，等到归时却又无家可归的不幸遭遇和惨痛心情，而他的不幸与那些苟生且不能只有走进静默、暗湿、冰冷的坟墓的亲人们相比，他又是“幸运者”了。作品就不仅仅暴露了封建兵役制度的黑暗、罪恶，不仅仅表现了八十老翁一人的不幸，而且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黑暗，表现了比个人不幸更深广的全体人民的不幸和社会的凋敝、时代的动乱，
他向远方望去，难道自己的祖国里，只有自己一家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