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至二句直抒客居他乡，至春不归，远离朋友的思念之情。叙述自己羁旅在外，本已多恨，现在又逢春天来到，自己仍是独处异地，无法回去与知己乡友欢聚，因而更是恨恨难平。一个“恨”字感情色彩浓重，表达了对去家为官的厌倦和思友之深切。“春”字点题，并引出下面的景物描写。
三至六句描写诗人所看到的翠枝绿水、鸟飞鱼戏的春景，这是一幅生气勃勃、春意盎然的壮丽画面。刻意描绘“春日”景象，是全诗的精彩所在。“翠枝结斜影，绿水散圆文”，写春的静默，并映照出诗人的孤寂。“结”字用得很精妙，将视线由实引向虚，又由虚来反映实，虚实相连相衬，层次分明。“散”则用得很舒展，以层层涟漪来反映水之宁谧、轻微、柔和而又有节奏。诗人一定对大自然的沉思和无声的叹息有所共鸣。这二句造语自然，对仗工巧，很能体现诗人锻词炼句的功夫。“戏鱼两相顾，游鸟半藏云”，诗人写鱼和鸟，多么亲昵、快活而又自在。“戏”和“游”互文见义，突出了鱼和鸟的欢快。“半藏云”，“半”字用得也很精妙。是指鸟儿飞得很高，在云中忽隐忽现。这二句的视点由低到高，由近及远，同时也在把眼前的春的活泼引向一种虚幻的境界。这里呈现着的，是一幅青山绿水、鸟飞鱼跃，充满生机活力的春景图。本应令人心旷神怡，尽情游赏，而诗人想的是连鱼鸟也结伴同游，相互欢乐，何况我们称为万物之灵的人，自然就触景生情，想到故乡朋友，如同他们一道流连于春景之中：或登山远眺，神州大地，万紫千红，尽收眼底，或临江垂钓，桃花鱼汛，鱼肥蹦跳，定能满载而归；或游园观景，阳春烟景，大块文章，饮酒赋诗，必有佳作。只有这样与朋友一同欢乐，才是春日里真正的欢乐。由此，这四句景物描绘实际也完成了诗人心境的写照。
七至八句对朋友直述，现在是想念您的时候。既点明了景物描写的意义，又呼应了诗的开头。“何时不悯默”，实际是开头“旅心已多恨”的某种重复，只是换作了反诘语气。“多恨”是一种直叙心意的说法，“悯默”还见出某种神态的刻画。“是日最思君”，语气凝重，情深意长，令人慨叹。这两句说，我旅居在外，与故乡朋友分离，无时无刻不在默默不语地为此而忧愁，况今日面对大好春光，不能与之共赏，多么可惜，对您更加无比地想念。这是本诗的主题，也是诗人寄诗乡友的主要目的。
诗人恨为春至而添，思因景触而深，首尾合作一意。中间点染春日物色，翠枝、绿水，纯然景语；戏鱼、游鸟，寄思于物。语不在裕，却能写出景物撩思万般，使首尾珍重语自然有着落。王维《相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亦仿佛与这首诗末联有所通会。
这首诗写诗人在旅途中雾中行舟。语言朴实而自然，读来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首联总写大雾弥漫的景色，既描写晨雾之大，又点出了水、山、天。而山光水色，正笼罩于浓烟密雾之间，隐而不见，眼前唯一能见的只有大雾。作者一笔写出了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虚实相映，浑然一体。这两句先渲染出一个大的背景，为全诗做了铺垫。
山水景物，都隐藏在浓雾中，暝暝不可见，因而视觉无所可用，但听觉却转而分明。嗷嗷猿啼，淙淙濑流之声，自漫漫浓雾中传来，宛如空谷足音，显得格外震动耳骨，引人注意。“听”、“闻”、“忖”、“知”四字，用得次序井然、章法严密，细腻地表现了雾中之人凭籍冥冥之间的声音，进行揣度和判断的心理过程。隐而不见的岫峦和川流，便借助听觉的作用，转变为视觉形象，呈现于雾中人的眼前。正由于只可以借助听觉加以想象，而不能直接通过视觉以明见，这岫峦和川流，便增添了几分迷离恍惚、神秘莫测的色彩，别有一番魅力。
颈联紧紧承接上文，进一步写出了人在雾中，迷茫彷徨，茫然不知所之的真切感受。雾中的渔人、行舟，宛如飘浮于浩渺云间，左右前后，无所依傍，恍然惚然。澳浦虽近在咫尺，渔人却迷惑不知；扁舟欲上下沿沂，却茫然不得其所。作者在这里既把雾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同时又将人的迷茫惶惑心境展示得细腻入微。
尾联诗人笔锋一转。一个“尽”字，下得干净利落，浓云密雾，一扫而空。阳光普照，天水清澈，全诗的境界焕然一新。“澄鲜”二字，说明雾后的山水给人以格外清澄透彻、鲜明醒目的感觉，同时也表现了舟中之人自雾中脱出，精神为之一振，豁然开朗了的心情。这结尾二句与开头二句照应得十分紧密，“氛霭”对应“雾”、“烟”，“空水”承接着“水”、“天”，“澄鲜”对照着“冥冥”，首尾呼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首写雾的诗，作者不用“蛇游”、“豹引”、“漱水”、“吹沙”之类古人写雾习用的典故套语，也并不着力于对雾的形态本身作对比描绘，而是以白描的语言，紧密结合人在雾中的感觉和体验来展示雾中的景物，表现雾的氛围，因而读者仿佛也被带入了弥漫着水雾山烟的意境，与诗人一道去体验那浓雾之间的山水、川岫、猿声、濑声，获得了非常真切的感受。这确是一篇写雾诗的佳作。全诗语言自然流畅，不事雕琢，而其格律和对仗，却几乎暗合了唐人五律的要求。
《梁书·伏挺传》谓伏挺“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他的诗作流传至今的仅此一首。但就这首诗而论，不仅句佳，而且全诗的意境亦统一完整，其成就看来，并不在谢灵运某些诗作之下。
辛弃疾之词，风格豪放，气势雄浑，境界开阔，已成为不刊之论，是学者所共识的，但论及最能代表其风格的作品时，众人皆推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殊不妥。这首词，虽有豪放之因素，但细究可发现，此词风格非“豪放”一词所能全面概括。从整体上来看，此词并非一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的豪放之文，而是一首沉郁顿挫、悲壮苍凉之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以“千古江山”起笔，喷薄而出，力沉势雄，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英雄气魄和无比宽广的胸襟，也说明了作者写诗为文的起因不是囿于一已私利，而是不忍见大好江山沦落异族之手。这就为本词定下了较高的格调。仲谋，即指三国时代吴国国主孙权，他继承父兄基业，西拒黄祖，北抗曹操，战功赫赫，先建都京口，后迁都建康，称霸江东，为世人公认的一代英雄豪杰。辛弃疾对孙权很是佩服。在其另一首词作《南乡子》中，他就以万分钦佩的口吻赞扬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正如明代杨慎所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江河不改，青山依旧，但历史却是风云变换、物是人非了。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燕、后秦时，所向披靡，威震四方，有气吞万里之势。而如今，英雄了得的刘裕的居所，也沦落为毫不起眼的“斜阳草树”与“寻常巷陌”，再也不复当年的辉煌与气势了.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先祖随晋室南渡，世居京口，当年北伐南下。在上半阕中，作者由京口这一历史名城联想到与京口有关的历史英雄孙权与刘裕，以此顺势写来，自然流畅，含蓄蕴藉，共蕴含了三层意思：一、表达了时光流逝、岁月不居给作者带来的无限怅惘的感受：时间一如滔滔长逝的流水，不禁抺去了历史英雄的丰功伟绩，也卷走了风流人物的风采神韵，当年的英雄所留下的也只有荒芜的“斜阳草树”而已。二、由于世无英雄，奸臣当道，皇帝昏庸，致使曾经英雄辈出的锦绣江山痛落敌手，中原人民沦为异国之奴，而又看不到收复故国的希望。此情此景，无不激起作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丧权辱国之痛。三、把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困顿与历史英雄人物功成名就、名留青史作对比，表达了对英雄们的追慕与缅怀，羡慕他们都能够大展才华、建功立业，而自己却屡被贬谪，遭遇坎坷，抒发了自己怀才而不能施展、有壮志难以实现的无奈心境。悲凉之感、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为全篇奠定了沉郁苍凉的情感基调。这三层意思，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感情饱满而真挚，情绪热烈而低沉，完美地勾画了一个忧国忧民、急于收复故地却又屡遭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形象。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元嘉”为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命王玄谟北伐拓拔氏，由于准备不足，又贪功冒进，大败而归，被北魏太武帝拓拔焘乘胜追至长江边，扬言欲渡长江。宋文帝登楼北望，深悔不已。此三句在于借古喻今，警告主战权臣韩侂冑不要草率出兵，但韩并未听从辛弃疾的建议，仓促出战，直接导致了开禧二年的北伐败绩和开禧三年的宋金议和。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在此，作者将笔锋从沉寂远去的历史拉向切近的自身，开始追忆住事，回顾自己一生。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表南渡，至开禧元年至京口上任，正是四十三年。这四十三年中，金国与宋朝战事不断，连年不绝。而作者虽一直极力主战，并为收复故国不畏艰难，戎马一生，但眼看英雄老去，机会不来，于是心中自有一腔无从说起的悲愤。
下三句中的“回首”应接上句，由回忆往昔转入写眼前实景。这里值得探讨的是，佛狸是北魏的皇帝，距南宋已有七八百年之久，北方的百姓把他当作神来供奉，辛弃疾看到这个情景，不忍回首当年的“烽火扬州路”。辛弃疾是用“佛狸”代指金主完颜亮。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兵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如今“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与“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沦陷区的人民与异族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烽烟四起，但如今的中原早已风平浪静，沦陷区的人民已经安于异族的统治，竟至于对异族君主顶礼膜拜，这是痛心的事。不忍回首往事，实际就是不忍目睹眼前的事实。以此正告南宋统治者，收复失土，刻不容缓，如果继续拖延，民心日去，中原就收不回了。
最后作者以廉颇自比，这个典用得很贴切，内蕴非常丰富，一是表白决心，和廉颇当年服事赵国一样，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只要起用，当仁不让，奋勇争先，随时奔赴疆场，抗金杀敌。二是显示能力，自己虽然年老，但仍然和当年廉颇一样，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可以充任北伐主帅；三是抒写忧虑。廉颇曾为赵国立下赫赫战功，可为奸人所害，落得离乡背井，虽愿为国效劳，却是报国无门，词人以廉颇自况，忧心自己有可能重蹈覆辙，朝廷弃而不用，用而不信，才能无法施展，壮志不能实现。辛弃疾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果然韩侂胄一伙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疑忌不满，在北伐前夕，以“用人不当”为名免去了他的官职。辛弃疾渴盼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以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非是辛弃疾的缺点，这首词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