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主题思想即恒道。
“愚公移山”故事出自《列子》。《列子》文本的字里行间表达了崇尚虚静思想，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也正是对《列子》文本中核心思想的充分注解：
首先，“愚公移山”故事象征了“道”的永恒性。联系其他篇章，从《列子》一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上分析即可看出，《列子》不但继承了《道德经》关于“恒道”的思想，而且从过程论的角度予以了发挥。《天瑞》篇在论及阴阳的时候分别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来指称天地化生的不同阶段。最后，作者又以“一”到“九”的数字象征大道循环往复的运动。而“愚公移山”故事中子子孙孙无穷尽的意象实际上可以看作大道永恒而生生不息精神的寄托。其次，故事表达了道家的“抱一”观念。这种观念起端于老子《道德经》，并且被《列子》、《庄子》等道家著作所继承和诠释。道家讲的“一”乃是基于“道”的整体性、永恒性、化生性而提出的重要概念，体现了哲学的高度抽象。《道德经》称“道生一”，又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引伸到社会人生方面，“抱一”即表现为行事持之以恒，具有坚定信念。愚公虽然年纪很大，但却坚信可以搬走两座大山，并且率领子孙挖山不止，以实际行动履行了道家的“抱一”精神。
张湛《列子注》之后，“愚公移山”的故事得到广泛流传，但更多时候这个故事已经脱离了《列子》引用这则故事的语境，不再是一个哲学命题的注脚，而成为可以随意解释的一个独立故事，当然这也立足于故事本身的可延展性和多元解释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该故事在文学、哲学、甚至是民间信仰中都得到了新的解读。
愚公何德，遂荷锸而移山；精卫何禽，欲衔石而塞海。（南北朝\庾信《拟连珠四十四首》之三八）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
唐·丘鸿渐在《愚公移山赋》里也提到了愚公形象，他说：止万物者艮，会万灵者人。艮为山以设险，人体道以通神。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议其利害也。昔太行耸峙，王屋作固。千岩纠纷，万仞回互。蓄冰霜而居夏凝结，联源流而飞泉积素。爰有谆谆愚叟，面兹林麓。怆彼居之湫隘，惩祁寒之惨毒。激老氏之志，且欲移山；当算亥之年，宁忧就木。
世人始知愚公之远大，未可测已；夸娥之神力，何其壮哉！傥若不收遗男之助，荷从智叟之辨。则居当困蒙，往必遇蹇，终为丈夫之浅。今者移山之功既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则愚公之道行。客有感而叹曰：事虽殊致，理或相假。多岐在於亡羊，齐物同於指马。我修词而忘倦，彼移山之不舍。吾亦安知夫无成与有成，谅归功於大冶。在这里，作者提出的愚公移山之人道与天道说。提出了“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的思想。移山之既成，在于“愚公之道行”，“体道以通神”，因而人天同心，最终获得有成。
人道大于天道，天地同心，人能感天，这是唐代人通过解读愚公移山而得到的哲学思想和精神。不论是究其“志气”、“自成”，还是“精诚之心”，都是持肯定、赞扬的态度来肯定愚公这个形象的。以此训寓后人。
传统的叙事寓意指遇上困难时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持之以恒，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经典的叙事手法，而且寓意深刻。
《愚公移山》，是一篇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寓言故事。它借愚公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有移山填海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毅力，说明了“愚公不愚，智叟不智”，只要不怕困难，坚持斗争，定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对人们有很大的启发。
文本中插入了愚公和智叟二人的对话，蕴含着寓言所特具的哲理，颇能发人深省。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智叟的“笑”，是对愚公移山不屑一顾的轻蔑情态；智叟的“止”，是对愚公移山不以为然而进行粗暴的干涉。这个自以为多智的老头子，在他的眼里，愚公能移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脱口而出，给愚公泼冷水。智叟讥笑愚公笨拙，所持理由与愚公的妻子相同，便两者态度迥异，一个是自视其高，加以阻挠，一个是提疑问，目的是为解决问题。
智叟，智于其表，愚在其中，因此愚公对智叟的冷嘲热讽，先报之以一声长叹，表示遗憾想不到智叟竟是这样的木然无知，接着，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出语尖锐犀利，毕露锋瓦。这段话含有很大的思想空量，阐述了“有限”和“无限”的朴素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表现了愚公迎难而上的精神。
智叟只看到愚公的“残年余力”及山高难以削平的一面，而看不到人类延续不断及山不会增高的一面，所以堪称“固不可彻”，比起愚公的目光来实是短浅。愚公藐视大山，敢于移山，知难而进，坚韧不拔，是因为他看到了人的作用，通过努力，事物是能够转化的。由此可见愚公形愚而实智。
文章篇末以移山取得了最后胜利，矛盾获得了解决，作为故事的结局，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由于古代生产力和自然科学不发达的缘故，往往幻想着能有超人力量来帮助人们移山填海，征服大自然，所以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写“操蛇之神”听说愚公要永不停息地挖山而害怕起来，将此事告诉了“天帝”，“帝感其诚”，就派遣了两个大力士把两座大山背走了。
这显然是神话，在客观理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却反映了当时人们有“人定胜天”的强烈愿望，和变革大自然的雄伟气魄，也反映了作者对作品中所阐述的哲理思想的坚信，以神话的形式给予了肯定。寄未来理想的实现于神话，寓哲理思想于想象，作者这样写，就是为了让人们在精神是得到鼓舞，在情绪上受到感染。
这则寓言在写作上，有两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第一，对比手法的运用相当成功。为了突出愚公“挖山水止”的精神，强调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哲理思想的正确，就以“子子孙孙无穷匮”与“山不加增”对比；为了表现移山时不畏艰险的气概，激励人们去掌握这一哲理思想，就以“年且九十”的愚公，“子孙荷担者三夫”的家庭，“始龀”的助手，与“方七百里，高万仞”的两座大山对比；为了说明愚公并不愚，智叟并不智，显示这一哲理思想所产生的威力，就以智叟的一开始的“笑而止之”与被驳后的“无以应”对比，等等，在对比中逐步完成了愚公艺术形象的塑造。
第二，故事情节的安排比较巧妙。全文篇幅短小，然而却写得曲折多姿，波澜起伏，加之行文紧凑，笔墨舒洒自如，令人读后兴味盎然。文章摆出了人和山的矛盾，写愚公“聚室而谋”，全家人纷纷表示赞成，接着就该是行动起来一起移山，谁知愚公之妻献疑，产生了波折，而所疑的都是移山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那人和山的矛盾也就不能解决。经过讨论，商量了办法，出现了移山劳动的盛况，接着就该是苦战不休，不料跳出来个智叟，形成了移山的阻碍，老愚公就和智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揭示出寓言所包含的哲理思想，这样既突显了愚公精神的可贵，同时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在一个仅有三百余字的简单的故事里，将较多的矛盾集中起来描写，能够收到戏剧性的艺术效果，否则顺流平坡地写下去，还不只是索然寡味，更重要的是所要强调的内容得不到强调，不能使主题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圆满地表达出来。一般地讲，从简单中见复杂，在情节安排上并不容易，因此处理得不好，就会使人感到复杂中仍然显得简单。《愚公移山》故事本身简单，但由于在情节的处理上没有平铺直叙，而是从矛盾相继出现的尖锐性上去显示复杂性，这样就增强了文章跌宕的气势，引人入胜。解决矛质，没有简单化，愚公说服其妻，不是以空话大话压服，而是靠众人拿出办法；驳倒智叟，不是泛泛顶撞，而是据理而言。愚公的“理”，非等闲之论，它是作品中哲理思想的精髓，字字如锤击出的火星，句句似脱了弦的利箭，都是性格化的语言，又都是有哲理思想深度的语言，。正是如此，理直才能气壮，理屈必然词穷，愚公驳得智叟哑口无言。两个人的辩论将故事情节推上了高潮，使寓言的寓意得到充分的展示。
此诗虽题为春望，但所望却是满目荒凉衰败景象，这样的景色正寄托着诗人遭贬谪后的身世凄凉之感，乃是以景写情之篇。
这首诗虽然极力地描绘了汉寿城遗址的荒凉、破败的景象，但是格调毫不低沉。在兴和废的转化之中，充分地表现了诗人发展变化的朴素辩证观点，使全诗充满了积极的进取精神。这首诗打破了一般律诗起、承、转、合的框框，首、颔、颈三联浑然一体，极力铺陈汉寿城遗址的荒芜、破败的景象，构成了全诗的整体层次。
“汉寿城边野草春”点明了“春望”的地点，含蓄而又凝炼地表现汉寿城已是一片废墟了。“野草春”三字让人产生联想，如果汉寿不是一片芜城，还象当年那样人烟辐辏，无比繁华，春日迟迟，一派生机的话，诗人怎么会用城边野草刚刚发芽来描绘它的春色呢。首联对句勾勒出来的景物颇多，有荒祠、有古墓、有射棘、有榛莽，唯独没有人烟。正因为此，诗人用“对”字组合起来的柯、墓、荆、榛之类愈多，便使人愈感荒凉。
“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句虽有“牧童”和行人”出现，但也没有增添任何生气。牧竖烧刍狗予田中，说明坟山冷落，祭扫无人“田地荒芜，可牧牛羊。符人着石麟于陌止。是因为荆榛莽莽，别无可以观赏盼景物，唯古墓前石兽群尚可注目而已。
“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句清楚地告诉人们汉寿城今非昔比，当年繁华的交通要道，如今已破败不堪了。当年指示路途的华表，如今已经被雷电轰击得半残，纵横的断碑，通体蒙尘，碑文依稀可辨。昔日繁华，今朝破败，尽在残缺华表，断裂石碑中显露了出来。诗人不惜耗费大量笔墨大写特写这样的破败和荒凉，完全是为着尾联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作准备的。
“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成要路津”则谈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即兴和废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诗人认为：兴和废不是永恒的，不变的；而是有兴就有废，有废就有兴，兴可以变成为废，废亦可以变成为兴的。这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样，是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
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胡世将任川陕宣抚副使，与吴积极抗金，刘琦、岳飞、韩世忠等也在中原重击金兵，抗金形势大好。但不久，朝廷任用秦桧，力主和议，罢斥一批抗战人士，把淮河至大散关以北土地拱手让给敌人，本词作于同年秋季。作者痛感朝廷失计、和议误国，满腔愤懑，发之于词。上片以眼看神州沦丧哪有范仲淹、韩琦式的英雄人物来保卫河山起句，极度愤慨溢于言词。“北望”二句，北望长安不见，意为中原已沦丧，连函谷关以西的大物土地也失陷了，语含讥讽，情极沉痛。“晨嘶”二句，写自己清晨骑马出营，傍晚伴着胡笳宿营，因为订了和议，结果任凭岁月流逝，闲白了头发，却不见抗战杀敌。“三秦”二句，宕开一笔，回顾历史。收复陕西，在历史上有过，那是汉初三杰的故事。言下之意，今天仍可以收复失地，关键在于实行抗战政策和任用贤才。
下片紧承上片写不能收复失地的原因。“试看”二句，关中形势险要可以坚守，但朝廷在千里之外，又力主和议，不肯发兵。这里，他把矛头直接对准秦桧一帮卖国贼，进行谴责。愤怒地揭发了投降派的罪行。“阃外”二句，回顾1130年（高宗建炎四年）张浚合五路兵马与金兀术战于富平（甘肃灵武），诸军皆败之事，但今天人们忘记耻辱，又谈和议。“拜将”三句，“台”，“阁杳”，写这几处历史文物被破坏和被遗忘，表现了当时人们不重人才和糟蹋人才。能守而不守，忘记耻辱，糟蹋人才而侈谈和议，这些现实都促使充满爱国激情的作者激愤难当，但又无可奈何，他只有仰天长叹。最后以“阑干拍遍，独对中天明月”作结。全词充满政治色彩，论事透彻，用典恰当；感情饱满，激昂慷慨；风格沉郁悲壮，洒脱豪放。
此词为感时而发所作，斥责和议之非，期待有抱负才能的报国之士实现恢复中原的大业。固它用东坡赤壁怀古韵，故此词亦可称“兴元怀古”。全词忧怀国事，着眼大局，感情饱满，激昂慷慨；风格沉郁悲壮，洒脱豪放。
不过东坡赤壁词主要追思怀念周瑜，此词则追怀与当地有关的好几个历史人物。
（一）“三秦往事，只数汉家三杰。”项羽入关后分秦地为三，后因称关中为三秦。汉家三杰，就是辅助刘邦夺取天下的张良、萧何与韩信。刘邦于秦亡后被项羽封为汉王，定都南郑。后来他听从萧何建议，南郑为韩信筑坛拜将。刘邦后来出关向东讨伐项羽，并最终取胜，主要就是依靠了张良、萧何、韩信。
（二）“拜将台欹，怀贤阁杳。”怀贤阁是纪念三国时北伐至此的诸葛亮。这是因为诸葛亮几度北伐，即驻兵汉中以出斜谷，而且死后葬于汉中的定军山。陆游《感旧》诗记南郑两个胜迹，就是拜将坛与武侯庙。“惨淡遗坛侧，萧条古庙壖。”自注：“拜韩信坛至今犹存。沔阳有蜀后主所立武侯庙。”怀贤阁建于斜谷口，北宋时犹存。《苏轼诗集》卷四有诗题曰：“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孔明所从出师也。”
（三）“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一范一韩，指的是北宋时驻守西北边境的范仲淹与韩琦。仁宗康定元年，范仲淹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为抵御西夏、巩固西北边防起了重要作用。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范）仲淹与韩琦协谋，必欲收复灵夏横山之地，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些历史人物，有的成就大业，有的北伐中原，有的威震边陲。“神州沉陆”、北宋沦亡之后，面对“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物壁”的山河残破的形势，不能不令人临风怀想古来于此为国立功的上述先贤。这时作为边帅初到兴元的胡世将怀古感时，以表达他希钦和追慕的先贤感情。但首句“神州沉陆”之后，紧接着“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这么写实是深慨当代没有这样的人物。紧接着下面说“汉家三杰”已成“往事”，拜将台与怀贤阁则一“欹”一“杳”，都是暗寓“时无英雄”之慨。
当时张浚是个名望很高的主战派领袖，主张“中兴当自关、陕始”，自请宣抚川陕。可惜他志大才疏，对金兵作战常失利。建炎四年九月，他所指挥的五路之兵四十万人与金兵交战合溃败于富平（今属陕西），至追此关、陕丧失不可复。胡世将上痛和议之非，近伤富平之败，和则非计，战则非能，抚今怀古之余，内心更加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既愤且忧，自然“赢得头如雪”了。以功业论，无疑胡世将还算不上什么“中兴名臣”。但此词忧怀国事，着眼大局，不失塞外边将的气度。“塞马晨嘶，胡笳夕引”两句，也很好体现了西北战场特有的边塞气氛。篇末写怒发上指，阑干拍遍，情怀激愤，这么写显示内心忧愤既巨且深，再也无法平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