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打桩设网的狩猎者,与捍卫公侯的甲士联系起来,似乎也太突兀了些。但在先秦时代,狩猎本就是习练行军布阵、指挥作战的“武事”之一。《周礼·大司马》曰:“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阵),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打猎)。”其他如“中夏”、“中秋”、“中冬”,亦各有“教茇舍(野外驻营)”、“教治兵”、“教大阅(检阅军队的综合训练)”的练兵活动,并与打猎结合在一起进行。按孔子的解释就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设,因蒐狩(打猎)而习之。”打猎既为武事,则赞美公侯的卫士,偏从打桩设网的狩猎“兴起”,也正在情理之中了。
一场紧张的狩猎就将开始。从首章的“肃肃兔罝,椓之丁丁”,到二章、三章的“施于中逵”、“施于中林”,虽皆为“兴语”,其实亦兼有直赋其事的描摹之意。“兔”解为“兔子”自无不可,但指为“老虎”似更恰当。“周南”江汉之间,本就有呼虎为“於菟”的习惯。那么,这场狩猎所要猎获的对象。就该是啸声震谷的斑斓猛虎了!正因为如此,猎手们所布的“兔罝”,结扎得格外紧密,埋下的网桩,也敲打得愈加牢固。“肃肃”,既有形容布网紧密之义,但从出没“中逵”、“中林”的众多狩猎战士说,同时也表现着这支队伍的“军容整肃”之貌。“丁丁”摹写敲击网“椓”的音响,从路口、从密林四处交汇,令人感觉到它们是那样恢宏,有力。而在这恢宏有力的敲击声中,又同时展示着狩猎者振臂举锤的孔武身影。
从诗中所咏看,狩猎战士围驱虎豹的关键场景还没有展开,就突然跳向了对“赳赳武夫”的热烈赞美。但被跳过的狩猎场景,其实是可由读者的丰富想像来补足的。《郑风·大叔于田》就曾描摹过“火烈具举,襢裼暴虎(袒胸手搏猛虎)”的惊险场面,以及“叔善射忌,又良御(车)忌,抑磬控忌(忽而勒马),抑纵送忌(忽而纵驰)”的追猎猛兽情景。这些,都可在此诗兴语的中断处,或热烈赞语的字行间想见。而且由猎手跳向“武夫”,由“兔罝”跳向“干城”,又同时在狩猎虎豹和沙场杀敌之间,实现了刹那间的时空大转换:这些在平时狩猎中搏虎驱豹的健儿,一旦出现在捍卫国家的疆场之上,将在车毂交错、箭矢纷坠之际,挥戈击退来犯强敌,而巍然难摧如横耸的城墙。于是一股由衷的赞美之情,便突然充溢于诗人胸际,甚至冲口而出,连连呼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好仇、腹心)”了。
诗写得很自豪。在三章相叠的咏唱之中,这种自豪也因了“干城”、“好仇”以至“腹心”的层层推进,而增添了一种神采飞扬的夸耀意味。这对那些“公侯”来说,有这么一些孔武有力之士为其卖命,当然是值得自矜的。但对于“春秋无义战”的那个时代来说,甘将一身武艺,售予公侯之家,而以充当他们的“腹心”为荣,就很难说是一件幸事了。《诗经》“国风”中另一些为离乡背井、久役不归或丧身异域,而咽泣、哀号和歌哭的诗作,也许更能透露:在这种夸耀背后,还掩盖着怎样一种广大无际的悲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毛诗序》、朱熹《诗集传》以为诗的主旨是讲“后妃之化”、“(周)文王德化之盛”,实在令人感到穿凿牵强,而欧阳修《诗本义》、方玉润《诗经原始》所持的“美武夫忠勇说”、“咏武夫田猎说”差为近之。
《青松》一题,是《冬夜杂咏》中的首篇。《冬夜杂咏》这一组诗最初发表于《诗刊》1962年第一期上。共12题19首,这里选其中一首。发表时有小序云:一九六〇年冬夜大雪,长夜不寐。起坐写小诗若干段,寄兴无端,几乎零乱。迄今事满一年,不复诠次。(诠次,选择、归类及排列的意思。)送登《诗刊》,以博读者一粲。(粲,形容笑的样子。)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仲弘记。(仲弘,是陈毅的字。)作者借物咏怀,表面写松,其实写人。写人坚忍不拔、宁折不弯的刚直与豪迈,写那个特定时代不畏艰难、雄气勃发、愈挫弥坚的精神。作者写松是把它放在一个严酷的环境中,一个近乎剑拔弩张的气氛中,我们看到了雪的暴虐,感受到松的抗争。我们似乎像松一样承受压迫,又像松一样挺直起来。那冷峻峭拔的松的形象,因为充溢其中的豪气激荡其中的力量而挺直起来。在压与挺的抗争中,我们似乎同时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涤荡,因为在这种抗争中,展现了那个时代飞扬凌厉的热情,展现了作者那令人起敬的人格力量。
读这首诗,总让人想起陈总的形象。想起那刚毅的面孔。勃发的神采,光明磊落的胸襟,刚直不阿、任何时候也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人格。真是文若其人。如果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诗句充溢着一种帝王之气,那么“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诗句也只有刚傲沉毅、满怀将帅气度的陈毅能够写出来!也许作者在这里的主要目的不是抒写个人。冬夜大雪,作者辗转难眠。1960年那是全国人民都在经受考验的时期。特大的自然灾害,党的工作失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帝修联合反华,正使中国内外交困。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作者作为国内领导人,胸怀的是祖国的命运,承受的是民族的困厄,他考虑的是决不能丧失民族气节,不能丧失原则和立场,向各种反华势力妥协。而这时,全国人民正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迎接困难,战胜困难,顶住了世界性的修正主义的逆流。“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正是对我们的党和人民,对雄气勃发的时代精神的盛赞。也许正是作者人格和时代精神相互融合,内外互动,共同投射在青松这个特定的象喻上,才使这首诗有一股凛然大气,读来令人感动。
“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先写延客之状。草堂初建,居幽而地僻,很少造访之人。忽闻通报,有贵客来临,只得循礼恭迎。但“老病人扶”,“再拜”起伏,实感艰“难”。诗中明显表现出年迈多病,不胜应酬之苦的不悦。
“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写惊讶之情。从上句看,此宾当是耳闻杜甫文名,特通报相访的。“岂有”、“漫劳”四字,在这里起了宾主对称作用。“我岂有文名,您徒劳过访”,运用散文的笔调,驭律诗的对法,傲岸之态可掬,嘲讽之意自见,很能体现杜甫七律诗的特色。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写款待之事。上句易“宾”为“客”, 既避免与诗题相重复,也为了平仄协调。言下之意:你这位“佳客”,入门就“坐”,“淹留”“竟日”,我虽不能盛馔相饷,也算尽礼了。“百年”意同一生。下句说:我一生食“粗粝”,身为“腐儒”,款待不周,还望多多包涵。在自谦中实含自伤之意。
“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特致歉意,兼邀贵客重来。诗人说:如果不嫌“野外”“供给”菲薄,还望“乘兴”再“来看”花。这是客套话,也有送客之意。嘲讽之意,隐约可见了。
此诗诗题虽突出“宾”字,但在写法上,却处处以宾主对举,实际上突出的是诗人自己。从强调“幽栖”少客,迎“宾”为“难”到表明“岂有”文名,漫劳垂访,到如果不嫌简慢,还望重来看花,虽始终以宾主对言,却随处传达出主人公的简傲自负神态。“岂有文章惊海内”,“ 百年粗粝腐儒餐”,在杜甫笔下,一为自谦之辞,一为自伤之语,也是诗人自慨平生的深刻写照。
陶渊明的田园诗后之学者极其推崇津津乐道而于他的赠答酬和之作则所论甚少。其实,这类作品中,也有不少绚烂多姿、光彩夺目的佳篇,《与殷晋安别》便是其中的一首。
诗前小序点明此诗的写作背景。开头八句以直陈方法、追叙开式,交代了与殷晋安交往、比邻的友谊。在写交往的时候,“一”与“尽”相连,“信宿”与“益复”相应,充分展示了一见如故、日益亲密的情景。殷晋安“口不谈义,深达理体”(《宋书·殷景仁传》),二人谈话内容很可能与清净闲适相关,而与功名利禄绝缘。
在写比邻的时候,先点明时间、地点,而后写出朝夕相从的情景。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诗人辞去彭泽县令,返回浔阳,耕于南亩。三年后,遭逢火灾,“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经过两年多的困顿苦楚,乃于义熙六年(410年)移居南里之南村。殷陶两人比邻,自然倍加亲密。一“肆”一“忘”,写足了二人友情。诗从初次交往落墨,进而写朝夕游从,有别于一般送别诗开头的或写景,或抒情,或烘托环境气氛,这是此诗的第一个特点。
然而快乐总有到头的时候,没想到时间不长,殷又要作太尉参军,而且就在这个春天里动身。两人一个归隐,一个升迁,分离是必然的。于是笔锋一转,以直率的语言写道:“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语默”者,仕隐也。《易·系辞》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诗人运用这句成语,以表明二人意趣不同、处境不同。“殊势”,是说对形势的看法与处世的态度不一样:陶渊明以世路险恶,视仕途为“尘网”、“樊笼”而赋“归去来”;殷晋安则“有当世之志”(《宋书·殷景仁传》)。由此可见,“乖分”明写交往上的分离,暗示人生道路上的分歧,用得何等准确,何等深厚,而又何等率真。曰“知”曰“当”,说明分离是情理中事、预料中事,表现了诗人坦荡的胸襟与质朴的诗风。事真、意真、情真,正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者。临别之际,不写“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劝慰,不写“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的依恋,也不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凄伤,而从“或默或语”着眼,阐明“殊势”而“乖分”的自然之理,这又是一个特点。
离别的时间终于到了,“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殷晋安移家东下,犹如天上行云,随着飘飘的西来风而悠悠东去,渐去渐远,渐远渐渺,终于消失在蓝天尽头。在这里,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对偶句式,为读者展现了一幅风驰云飞图,渲染了送别者的感情,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效果。此二句,与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丰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到吴会”等句,在以云行喻人之远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喻意大别。陶诗喻仕子行踪之速,曹诗喻征夫周流之苦。熔铸前人诗句为自己语言,抒发自己感情,而又不露痕迹,可算是这首诗的第三个特点。
离别之事牵动离别之情:“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殷晋安东下,一程山,一程水,千里迢迢,山川相隔。这一别,“相去悠且长”(《古诗·烛烛晨明月》)嘉会难遇,言笑无因,寄心浮云,浮云不还;移情清风,清风无知,诗人怀念之情,亦因之而溢于言表。这两句承上,与“飘飘”二句配合在一起抒写离别之情。
离别之情推及离别之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这两句照应“语默”,再次表明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志趣。事实上,诗人并非一开始就想高蹈尘外的,他自己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在《读史述·屈贾》中,他又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可见他希望能够做稷、契一类的人物,施展才能。但是,由于仕途的污浊,官场的庸俗,以及天下的多故,名士的少全,因而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辞》)的感叹。梁启超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陶渊明》)。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二句,其“脱”字乃假设之词,诗人以之表希望意,盼望故人便时来访。这不仅是对殷晋安的叮嘱,也是自我真情的吐露,更是势殊而情深的表现。这一结尾,恰与开头遥相呼应,看似平淡,但透过平淡,见出诗人至诚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故人”二字,把读者的思想引导进入“信宿酬清话”“淹留忘宵晨”的情境之中,言尽而意不尽,有如曲终而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这首送别诗,没有从送别入手,也没有拘泥于“祖道帐饮”“折柳相赠”的惯例,而是别开生面地先写交往,后写分离,再写希望,并将它们串成一片行云、一弯流水,使全诗珠联玉贯。在写分离的时候,在他人,也许要大写离愁别苦,而诗人却淡淡着墨,平平写来,点明“语”与“默”、“良才”与“贫贱”的差异,从而使诗的内容超出了一般送别诗。但诗人并没有就“殊势”作更具体的阐述,而在指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之后,急转直下,以假设之词、希望之意,倏然收住,诗人的全部真实感情都融化在全诗中,展示在读者面前。此诗强烈地表现出陶渊明诗歌的那种直率性格与平实语言的高度统一,人格美与艺术美的完好融合。
苏轼对陶诗极其推崇,他说:“陶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在屡遭贬谪后,尤慕其为人而和其诗,《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便是诸多和陶中的一首。尽管由于陶、苏处境不同,送别的对象不同,因而诗的内容、基调、情感,也都不同,但语言乃至结构的师承关系,却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