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一大特点,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基本上是直陈其事的“赋”笔,运用比兴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语虽浅而涵义实深,虽出之平淡而实有至理,看似不讲求写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似枯而实腴”。魏晋人侈尚清谈,多言生死。但贤如王羲之,尚不免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叹;而真正能勘破生死关者,在当时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而已。如他在《形影神·神释》诗的结尾处说:“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意思说人生居天地之间如纵身大浪,沉浮无主,而自己却应以“不忧亦不惧”处之。这已是非常难得了。而对于生与死,他竟持一种极坦率的态度,认为“到了该死的时候就任其死去好了,何必再多所顾虑!”这同陶在早些时候所写的《归去来辞》结尾处所说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实际是一个意思。
这种勘破生死关的达观思想,虽说难得,但在一个人身体健康、并能用理智来思辨问题时这样说,还是比较容易的。等到大病临身,自知必不久于人世,仍能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如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写成自挽诗,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了。陶渊明一生究竟只活了五十几岁(梁启超、古直两家之说)还是活到六十三岁(《宋书·本传》及颜延之《陶徵士诔》),至今尚有争议;因之这一组自挽诗是否临终前绝笔也就有了分歧意见。近人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就持非临终绝笔说,认为陶活了六十三岁,而在五十一岁时大病几乎死去,《拟挽歌辞》就是这时写的。对于这三首自挽诗,吴小如先生断定他是在大病之中,至少认为自己即将死去时写的。而诗中所体现的面对生死关头的达观思想与镇静态度,毕竟是太难得了。至于写作时间,由于《自祭文》明言“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九月,而自挽诗的第三首开头四句说:“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竟与《自祭文》时令全同,倘自挽诗写作在前,就太巧合了。因此把这三首诗隶属于作者临终前绝笔更为适宜。
第一首开宗明义,说明人有生必有死,即使死得早也不算短命。这是贯穿此三诗的主旨,也是作者对生死观的中心思想。然后接下去具体写从生到死,只要一停止呼吸,便已名登鬼录。从诗的具体描写看,作者是懂得人死气绝就再无知觉的道理的,是知道没有什么所谓灵魂之类的,所以他说:“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只剩下一具尸体纳入空棺而已。以下“娇儿”、“良友”二句,乃是根据生前的生活经验,设想自己死后孩子和好友仍有割不断的感情。“得失”四句乃是作者大彻大悟之言,只要人一断气,一切了无所知,身后荣辱,当然也大可不必计较了。最后二句虽近诙谐,却见出渊明本性。他平生俯仰无愧怍,毕生遗憾只在于家里太穷,嗜酒不能常得。此是纪实,未必用典。不过陶既以酒与身后得失荣辱相提并论,似仍有所本。盖西晋时张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见《晋书·文苑》本传)与此诗命意正复相近似。
此三诗前后衔接,用的是不明显的顶针续麻手法。第一首以“饮酒不得足”为结语,第二首即从“在昔无酒饮”写起。而诗意却由入殓写到受奠,过渡得极自然,毫无针线痕迹。“湛”训没,训深,训厚,训多(有的注本训澄,训清,似未确),这里的“湛空觞”指觞中盛满了酒。“今但湛空觞”者,意思说生前酒觞常空,现在灵前虽然觞中盛满了酒,却只能任其摆在那里了。“春醪”,指春天新酿熟的酒。一般新酒,大抵于秋收后开始酝酿,第二年春天便可饮用。“浮蚁”,酒的表面泛起一层泡沫,如蚁浮于上,语出张衡《南都赋》。这里说春酒虽好,已是来年的事,自己再也尝不到了。“肴案”四句,正面写死者受奠。“昔在”四句,预言葬后情状,但这时还未到殡葬之期。因“一朝出门去”是指不久的将来,言一旦棺柩出门就再也回不来了,可见这第二首还没有写到出殡送葬。末句是说这次出门之后,再想回家,只怕要等到无穷无尽之日了。一本作“归来夜未央”,意指自己想再回家,而地下长夜无穷,永无见天日的机会了。亦通。
从三诗的艺术成就看,第三首写得最好,故萧统《文选》只选了这一首。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基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看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而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大意是,人死之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把尸体托付给大自然,使它即将化为尘埃,同山脚下的泥土一样。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呢。
至于前面说的此三首陶诗极有新意,是指其艺术构思而言的。在陶渊明之前,贤如孔孟,达如老庄,还没有一个人从死者本身的角度来设想离开人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观方面的情状发生;而陶渊明不但这样设想了,并且把它们一一用形象化的语言写成了诗,其创新的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当然,艺术上的创新还要以思想上的明彻达观为基础。没有陶渊明这样高水平修养的人,是无法构想出如此新奇而真实、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来的。
这首诗首联谓织女嫁与牵牛,婺女近为其摇佩,嫦娥远为其照轮。颔联谓牛女这一对仙侣配于天上,而七夕美俗长留人间。颈联谓七夕之夜,家家户户陈列花果于庭中以乞巧,管乐之声相闻。尾联谓明日曝衣,才相信我同阮咸一样清贫。结句有寓意,借言虽有家室,但依旧贫穷。这首诗语言平实,章法平创,却有寓意。
首联言婺女、嫦娥促成牛、女之会合,以比婚于王氏实友人鼎力相助焉。三句“灵匹”切七夕,又以喻婚姻的谐美,“灵匹”又以寓匹偶王氏婚姻如娶嫦娥,美如神仙,世间所无。四句“巧”亦双关,言“乞巧”以切七夕外,又寓王氏女的娇好、美艳。五、六正写七夕乞巧,亦忆婚时的情景。然美满的婚偶并无改自己一生的沦落困顿,故有“明日晒犊鼻,方信阮郎贫”的慨叹。
一至六盖追忆议婚、婚娶之时,故七、八慨叹于现实境况之贫困,有“明日”云云。而“方信”二字,则原未意料也,言下与节镇联姻,即不令己“富贵”,亦不至如今的沦落贫穷;无奈今日竟如阮郎七夕的竿挑犊鼻。
该诗记录了农历七月初七的风俗掌故。前四句写牛郎织女之间的相会,后四句写人家的富足与自己的贫穷,传达诗人与妻子贫贱相守的情形。从章法上看,前六句叙事,较为平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颔联别具匠心,一句承上,一句生下。其中可见诗人在运文方面的机巧。末两句用典,以阮咸事迹寄慨,使诗作翻出新意,给人以回味。
首两句从隐者的居所和处境着笔,称扬隐者的德行。“无媒”语出《韩诗外传》:“士不中道相见,女无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原意女子因无人为媒难以出嫁,这里指士子因无人推荐、引见而无法用于世。正因为无汲引者问津,隐者门可罗雀,屋前小路长满了荒草,一片萧索冷落。“草萧萧”暗用汉代张仲蔚事。据《高士传》载,张仲蔚“善属文,好诗赋,闭门养性,不治荣名”。透过萧萧荒草,一个安于索居的隐者形象呼之欲出。“云林”,高入云中的山林,这里指隐者隐之处。市朝,指交易买卖场所和官府治事所在。自古以来,隐者乐于洁身自好,有意避开这些争权夺利的尘嚣地,“退不丘壑,进不市朝,怡然自守,荣辱不及”(《周书·薛端传》)。清心寡欲,恬淡自适,诗人对隐者的洁行高志,流溢出钦羡、称颂之情。
末两句从白发落墨,生发健拔高昂的议论。“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白发与忧愁有着不解之缘。隐者“无媒”,因而怀才不遇。社会的压抑使他产生忧愁,难以驱逐的忧愁又使他早生华发。他叹息英雄无用武之地,痛恨扼杀人才的社会势力,呼吁世间公道。诗人充分理解隐者的心境,他与隐者灵犀相通,命运与共,对人世、对社会有着相同的见解。他以为,世间只有白发最公道,即使是达官贵人的头上也照长不误,决不饶过。不受财富摆布,不向权贵拜倒,不阿谀,不恂私,一切都公平合理,这就是人间的公道。诗中“唯”字,包含言外之意:除了白发,人世间再没有公道可言。社会不公正,在诗人笔下得到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针砭。这是理性的批判,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有力鞭苔。
全诗随情感的流动、意绪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节奏和语势:前两句如静静溪流平和舒缓,后两句如滔滔江潮激荡喷涌。批斥的锋芒直指不公道的封建社会制度,议论警动,憎爱分明,痛快淋漓而又不乏机趣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