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描绘了一幅云山缥缈的优美图画，生动地表现了自然赋予的奇特景观，流露出作者对云山图景的依恋和喜爱之情。《雁儿落》纯然描摹自然景物，写出了云山景致的变化之势；《得胜令》则写作者陶醉于云山景色之中，完成了一幅绝妙的山中行乐图。全曲极尽云山变幻之妙，极显物我交融之境，语言明丽，风格清新。
前段《雁儿落》从云山的映衬关系上，写出了云山景致的变化之势。首二句，写高山之上，云雾缭绕。云隔断了山，山衬出了云的飘逸和轻盈；因为云而山势更巍峨险峻，因为山而云行更袅娜多姿。作者采用中国画中的横云断山，意到笔不到的画法，以文字作画，气象万千，美不胜收。
三四句，更进一步从显隐、高低的角度来表现云山相依赖而逞其美的妙境。山色因云彩的飘忽不定而忽明忽暗，忽隐忽现，云彩则因山的高低不同而有上有下，错落分布，呈现出变幻之美。这四句每句都嵌入“云”“山”二字。因为在组合、安排上有变化，所以句式并不呆板，反而由于“云”“山” 两字的反复出现，使语言的表现力得到了加强。短短四句，极显变幻之致。云雾山中，碧空响晴，神奇诡异，未可控揣。此是“无我之境”。
后段《得胜令》是“有我之境”。“倚仗”二句，写人的瞻顾不已。“立”字写尽了作者对云山景色的无限眷恋，注目而观，生怕放过了这变幻莫测的奇妙景致。作者站在云海之中，纵目远望，大有飘然欲仙之态。“回首”二字，写作者的四顾不暇。作者已登至半山腰，回首看山中景致，景色一片恬静、平和，山上鹿眠猿戏，分明是人迹不到的世外桃源。
“云霞”二句，写作者对山中景色的眷眷深情。在作者看来，山中的云霞开合，晦明变化，以及麋鹿山猿，茅草野花，都是那样地怡然自得，那样地令人爱怜。如此超然物外的心情是过去所不曾有的，可见作者一时间似乎忘却了一切烦恼和忧愁，完全陶醉于云山景色之中了。
结尾写作者边走边看，细味山色景观，渐渐地感到物我交融，人山之间似乎产生了浓厚的感情，从而造成了物我浑然一体的交融境界，完成了这幅绝妙的山中行乐图。这是作者理想的退隐生活，事实上有着浓重的主观色彩。
诗题《送李录事兄归襄邓》，李录事，姓名及生平事迹不详，录事是官名，主要掌管总录众曹文簿，举善弹恶。襄邓，即襄州、邓州一带，唐时襄州、邓州均属襄州大都督府管辖这是一首抒情色彩十分浓郁的送别诗。
诗的前四句，主要是追述自己和李录事的不幸遭际，在追述当中，流露出人世沧桑的慨叹。刘长卿是中唐前期的诗人，他的生活时代跨越盛唐和中唐。青年和壮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所谓的开元、天宝“盛世”中度过的。但是处在“盛世”的他，却像一只孤苦无依的小鸟，“岁月蹉跎飞不尽，羽毛憔悴何人问!”(《小鸟篇上裴尹》)为了生计，他曾经四处奔波，这一时期，他积极活动，多次应举，却屡屡失败。安史乱后，他逃奔江南，在乱离之中，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大约到了肃宗至德三年，宰相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举”，诗人才入仕途，被授为长州尉这样一个小官，这时诗人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入仕之后，生活应该稳定下来了吧，但是不久，诗人又连遭贬谪。这时安史之乱尚未完全平定，而南方的地方军又时时兴兵，社会的动乱，人民的流离，个人生活的不幸和仕途上的坎坷遭际，在诗人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痕，这种创痕一旦触动，便会引起诗人内心的剧烈疼痛。因此当李录事与诗人天涯别离时，相同的遭际使诗人心中的郁积便倾泻而出了。
“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二句，语言朴素，明白易懂，但感情却极为强烈。天涯别离，诗人该有多少话要说啊! 可是从哪儿说起呢?诗人此时遭贬，身处逆境，很自然地就想起了自己十余年来的坎坷遭际。自己的平生是这样的痛苦，而友人也同样不幸，一腔哀情，难以自抑，便禁不住叹道:十多年来，你和我一样多灾多难，屡次举家迁徒，就像那断了根的蓬草一样，随风飘转。诗人用蓬草随风飘转作比，形象贴切，深刻揭示了诗人和友人在动乱年月里所受的飘零之苦。“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紧承首联，继续展开回忆。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诗人和友人都在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相见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了，乱后相逢，当然也是十分意外的事，这样的相逢当然也使诗人和友人十分高兴; 两人总算在动乱中平安地活过来了。但在高兴之余，蓦然发现对方都已两鬓如霜了，又不禁相对叹息时光易逝，双方的青春已在战乱中悄然逝去了。
这是一首赠友送别诗，诗人从追述二人的共同遭遇着笔，虽未直接言别，但追怀身世的悲愁中却已反衬出离别的痛苦; 同时也为整个诗篇定下了一个感伤的基调。
诗的后四句转入对送别情事的抒写。“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对仗极为工整，而 “杳杳”、“萧萧”、“西月”、“北风”等词又构成了一幅悠远萧索的月夜送别图画，融情入景，凄怆感人。友人越走越远，而诗人却久久地注视着西边的月亮，追寻着友人远去的身影，送别归来，诗人行单影只，北风萧萧，归马嘶嘶长鸣，令人倍觉凄凉。“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汉水，即汉江，是长江的最长支流，源出于陕西省西南部宁强县，东南流经陕西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中部，在今武汉市入长江。李录事去襄邓一带，正是汉水流域，所以这里汉水也有代指友人所去的地方之意。从此以后，诗人和友人天各一方，相去万里，分别之后，也不知何时才能相会，离别之恨，无穷无尽，永难排遣! 诗人至此收束全诗，而悲苦之情，已足以催人泪下了。
这首送别诗，风格平实坦易，对仗工稳整齐，全诗一气贯通，真挚感人。诗人通过离乱现实中的遭际反衬天涯别离的痛苦，表现了诗人和友人的深厚情谊。诗中所写的离乱之苦，反映了动乱现实中人们的痛苦，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因而明代胡应麟在 《诗薮》 中曾称它为 “中唐妙唱”。
词的上片由景物引出人物。清风拂过水面，明月泻下银辉，鳞鳞微浪闪动着光波，月夜恬静、皎洁、优美。此刻，一只装饰华美的小船荡离江岸，驶向迷茫的远方，一个女郎凭依着楼头的栏杆，借着朦胧的月色，凝神目送那渐渐消失在夜空中的一叶轻舟。江波、清风、明月、画船，开端并列几个富有特征的意象，就构成了一个清丽纯净、沁人心脾的意境。值此良宵美景，与意中人联袂共赏，该是何等快意惬怀；然而，其人竟登舟飘然远去，“良辰好景虚设”，令人黯然神伤。“波上清风”、“画船明月”之下，突然接上“人归后”，这三字，使意脉陡转，气氛骤变，顿时给主人公带来了无限的寥落和空虚。“人归后”三字含蕴丰厚，既点明行人，又暗示送者独留，从而逗出下文对居者的描写。“渐消残酒”是翻进一层的写法，临行前，置酒饯别，双方筵席间缱绻叮咛，依依难舍之情，一并涵盖在内，笔法较为经济。残酒渐消，说明分手已为时不短，仍要独自久久凭栏，足见依恋之深。“凭栏久”紧承“渐消残酒”，“独自”应上“人归后”。这位女郎兀自一人，夜幕中凭栏伫立，不忍离去，她对行人的无限钟情便得到了显露。
下片换头写“独自凭栏”的思绪。人之聚散，虽属常事，但别离总给人带来忧伤。苏轼《南歌子·感旧》词云：“寸恨谁云短，绵绵岂易裁。”对于恋人，短暂的分离已足可消魂，何况年年分别，岁岁离恨，而这回又归期难凭呢。这二句，像是女主人公的内心独自，她从当前的离别进而回想起昔日多少次的“聚散匆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辛酸与忧虑，期待与不安，容纳了多少实际的生话内容。她凝神冥想，思绪翻腾，却没有觉察到时间如奔逝的流水从身边悄悄掠过。猛然，远处的芜城传来隐隐的更鼓声，原来夜已很深，回首遥望，向时的津渡一片沉寂，只有残月映射下的两行疏柳、几缕淡烟，依稀可辨。南朝宋竟陵王刘诞作乱，城邑荒芜，遂称芜城。鲍照写过著名的《芜城赋》，其后，诗人常借芜城以寄慨。芜城，亦可泛指荒城。煞拍三句，以景结情，言止而意无尽。“重回首”遥接“人归后”，“芜城漏”暗合“凭栏久”，全篇浑然一体，妙合无垠。
此篇词写月夜送别，侧重点在居者的忧思，别后月夜的伫望和凝想，词中对女主人公自我形象的描写着墨不多，摄取清风、明月、淡烟、疏柳、隐隐鼓漏等清丽秀逸的景物来衬映烘托，创造出一个优美的意境，从而使词人深情诚笃的心灵也宛然在目。吴蘅照说：“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婉流美之致。”（《莲子居词话》）此词正具有这种特色。
此赋正文前有序，序中用对比手法，写作者才高品正但不被人赏识录用，而两只无知禽鸟，“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却“反得蒙采擢荐进”，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埋没人才、荒恤国政的无知而可耻的行径。正文用感叹独白的形式来抒发作者心中对“惟进退之殊异”的不合理现象的耿耿怨气，哀叹自己命运坎坷到连两只鸟都不如。在艺术表现上，此赋少用典故，多用口语，句式趋向于散文化，使全赋曲曲折折，一唱三叹，通过人与鸟的鲜明对比，不仅写怀才不遇，还寄托着作者的政治抱负和开创事业的理想。
开篇作者便感慨而言“吾何归乎？”这是行路艰难、四顾茫然的沉重叹息。“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这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哪里能混得一碗饭吃就到哪里去。他“时返顾以流涕”，思索着不能“达于天子”的原因，吞嚼着十年奔走干谒的辛酸苦辣之味，就像河水破堤而出，像积薪一点即燃。韩愈目睹二鸟“蒙恩而入幸”的情景，内心受到强烈的刺激，所谓“增余怀之耿耿”于是不能不发为悲愤不平之鸣。他在赋辞中一气贯注而下，与序文互为补充，表达了三层意思。
其一，以鸟之进与己之退相对比，感慨自己“曾二鸟之不如”。二鸟，只不过是天子的玩物，只不过以美丽的羽毛而得到了“采擢荐进”。相比之下，韩愈感叹自己“石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荣名于荐书。”十年来到处奔走干谒，没有安定的居处，甚至很少能吃上一顿饱饭，结果仍不能登名于推荐作官的书信之中。这段自悲自怜的话，诉说的是他在长安十年的实际生活状况。他干谒权贵的书信中，也总是不惜笔墨渲染，把自己说得可怜之极。这无非是请求“有力者”能哀其穷，以“一举手一投足之劳”挽救他于“穷饿之水火”。因而他在赋中诉其穷窘之境，也是委曲地诘问荐官：难道一位饱学之士反不如二鸟值得推荐吗？
其二，以二鸟喻“小善”而达者，并以这种人的“遭时”与自己的“不遭时”相对比。所谓“小善”者，也就是只有小技的人，他在《进学解》中曾以反语讥讽当时科举“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的情况。这些“小善”者，就像二鸟徒有外表的羽毛之类，“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所以他们“得之而不能”，虽然得到官位却不能胜任。言外之意，韩愈自许为“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他在序中已夸耀自己“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他在《上宰相书》中，也总是以自己“所学皆圣人之书”来“求知于天下”。可是他却“累善无所容焉”，得不到赏识和任用。对于小善者“遭时”而累善者“不遭时”的原因，韩愈认为就在于荐官不能赏识贤人。他们宁肯“采擢荐进”无用的二鸟，却不肯救有才之士于水火泥涂，他们宁愿荐“小善”之人，却不能举“累善”之士。所以韩愈感叹：“时所好之谓贤，庸有谓余之非愚”。
其三，求配于古人，而不羡于“斯类”。经过两层“进退之殊异”的对比，作者渲泄了胸中的不遇时之感。至此，笔锋一转，另辟新意。这就是自信“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也即“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意思。他举出殷高宗梦见傅说，后来果然得到傅说为良相的典故，说明一旦时机到来，不依靠什么人来吹嘘，全凭天神的意思，就可以来到皇帝的身边。而我现在所以“家到而户说”都不能“荣名于荐书”，只是因为“时运之未来”。所以作者最后以自矜自负的语气写道，我要求配于古人，不必因暂时无位而忧愁，“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羡于斯类”，我还年轻，不必羡慕那无知的二鸟和无能的“小善”者。
此赋序文以叙述为主，而正文以抒情为主，二者互为表里，通过作者“不遇时”的感慨，反映了当时权贵重视玩物、而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也体现了韩愈在求取功名时无以自存的可怜地位，以及为求得饱食和官位而到处干谒的可悲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