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
词的上片写“老大逢春”的情绪。开拍三句，写春社时节，风和日暖，春光明媚，清波悠远，杨柳依依，青草繁茂。这是芳春景色，生趣盎然，令人振奋。然而词人却恰恰相反，精神并不蓣奋，甚至情绪消沉。原因是：“老大逢春，情绪有谁知。”“逢春”是触媒，“老大”才是根源。此时的词人已是古稀老人，青春已被岁月消磨殆尽，生机活力正被衰老蚕食着，“老大”落寞伤感的情绪，当然只有自己知道，别人是无法理解的。心境如此，所处的环境又是“竹箔四垂，庭院静，次独处，燕双飞”。竹帘四垂，言与外界隔绝，很少有人来往，故庭院里十分寂静。后两句意从五代翁宏诗“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宫词》）化出，言词人独处其间，只有那忙着筑巢的春燕双双飞出飞进。这里情中写景，以景衬情。用双飞之燕衬独处之人，足见其孤独寂寞；以动衬静，愈见境静，映衬出其心境之落寞凄凉。
下片写人的活动。换头“怯寒未敢试春衣”与上片“老大逢春”相应，丝丝人扣：因“老大”而“怯寒”；因“逢春”尚寒而“未敢试春衣”。这里既写出了年届七十、年迈体衰之老人对节候的切身感受，也暗寓着主人公的情绪低落，真实入情。正因为如此，在春社这个游览踏青的大好时节，这位老人却“踏青时， 懒追随”。一个“懒”字，刻画出老人力不从心、意懒心灰的情态和无可奈何的心情。那么，老人来打发这个“家家扶得醉人归”的春社节日的作法是：“野蔌山杀，村酿可从宜”。即是说，只要有点山野风味的酒食就可以了。这里作者强调的是：蔌以“野”、骰以“山”、酿（酒）以“村”为宜。 用字准确，既有聊遣愁怀的一面，也有追求雅趣的一面，疏淡别致。煞拍三句，以描述人的心态作结：“不向花边拚一醉，花不语，笑人痴”。已经有了野蔌、山骰、村酒，老人本想”酩酊酬佳节”，独坐“花边拚醉”，只是担心“花不语，笑人痴”，而只好作罢。可见作者人老心不老，犹想学少年的情怀。着直表心迹，振起全篇。
这首词体现词人“惟婉转妩媚为善”的词作主张，景中见情，情中写景，情景交融。写出“老大逢春”的种种心态和微妙的“情绪”，真实生动而富有情趣。在遣词用字上颇具匠心。如开篇连用“渺渺”、“晖晖”、“依依”、“离离”四个叠字句，渲染春光；“野”、“山”、“村”字都移易不得，具见精神。又有频用前人的诗句，化繁为简，意蕴不减。结拍用拟人手法，化无情为有情，妙趣横生，余味隽永。
大丈夫言而有信，一言九鼎。现代人早就认识到，信用是人们立身处事的原则，他们将狡狤视为人的恶习之一。本文正说明这个道理。
确实，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不得不使自己与社会兼容，而这纷纭复杂的社会包含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依靠种种社会规范来维系这些关系，使社会得到正常的健康发展。如果都像鲁君那样言而无信，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成为正常的有秩序的社会，人与之间就除了互相欺骗以外，不存在任何关系。因此，做人须讲信用，无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应明白这个道理，朝令夕改乃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尔虞我诈是人际关系淡漠的结果。但愿这种状况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