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追悼亡父的.但父亲亡故时,欧阳修年仅四岁,无法知悉父亲的生平行状,所以作者避实就虚,巧妙地以其母太夫人郑氏之口,从侧面落笔来写父亲。这样即表现了父亲的孝顺与仁厚,同时又颂扬了母亲的贤良。(《东都事略·欧阳修传》记载“母郑氏守节自誓,亲教修读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
在选材上,都是些琐事琐谈,不事描绘,而又句句人情。这一点深刻影响了明代归有光的家庭记事小品,如《项脊轩志》《先姚事略》等。这些琐事,看似随意而选,实则经过精心筛选。欧阳修在《论尹师鲁墓志》中曾指出写人切忌备举人物的全部事迹,而要选择一二重要实例来突出人物的精神风貌。(其事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二事以取信)“居家廉洁、奉亲至孝、居官仁厚”这三方面典型事例就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
从文章中我们可以得知,欧阳修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只有四岁,所以他要想通过自己与父亲的直接接触来追忆父亲是很难的。因此,欧阳修便采取了十分巧妙的一条路,即通过母亲之口来追忆父亲、还原父亲的形象。
文章中对父亲的描写主要集中在第二段,而第二段除了前两句和最后一句外,都是来自欧阳修母亲的叙述,可谓娓娓道来、真挚感人。通过其母亲的叙述,一个廉洁好施、孝敬父母、宅心仁厚的父亲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其母亲追忆其父亲的过程中,欧阳修又以神来之笔于不经意间向读者展示了其母亲自身的优秀品质。
首先,欧阳修的父亲为官廉洁又喜宴宾客,所以在去世后并没有留下什么可赖以生存的家财。但是欧阳修的母亲对自己的丈夫有所了解,因而把希望寄托在了欧阳修身上,所以尽管家境贫困,她仍然守节自誓、衣食自力,将欧阳修抚养成人。其次,从欧阳修母亲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了解其夫、敬佩其夫,并谨记其夫的遗训,在欧阳修成长的过程中进行谆谆教诲。由此,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的形象逐渐变得清晰而饱满。
来到文章的第三段和第四段,欧阳修先介绍了其父亲居官的情况,然后又着重描写了其母亲俭约治家的精神。由于在第二段中,欧阳修父亲的事迹和形象皆出自其母亲之口,再加上其母亲贤妻良母的形象得以潜移默化地彰显,所以此时再描写母亲的勤俭持家便显得自然而真切。而且尤为不易的一点是,欧阳修的母亲竟然能料想到自己儿子日后恐有磨难,“晋儿小能苟介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这充分体现出欧阳修的母亲对他的了解之深,而另一方面也可说这正是欧阳修的母亲“晋知汝父之必将有后”的有力证据!及至日后欧阳修当真被贬至夷陵,其母亲却可言笑自若、处之泰然。至此,欧阳修母亲坚贞、贤良、勤俭的美好品质得以自然流露。
因此,欧阳修的《泷冈阡表》明表其父、暗表其母,可谓一碑双表、二水分流,明暗交叉、互衬互托,让人不得不赞叹其构思之巧妙!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纤就曾评注道:“文为表其父阡,实则表其母节,此不待言而知。那知通篇主意,注重即在一‘待’字,佐以无数‘知’字,公虽不见其父,而自贤母口中述之,则崇公之仁心惠政,栩栩如生。”
本文结构严密,层次甚为醒目。大致首段“有待”二字乃一篇之主,对后面的文字有着领起的作用。作者在写罢父母的为人后,便一一列出祖宗三代所得的封赠名号,并插进一段写他立表的用心,继而郑重地署上自己官名的全称,就内容言,作者意在说明他未辜负父母的教诲和期望,同时也是借自己的成就以显父母之德,所谓“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而从文章布局言,则是和前面的“有待”紧相呼应。
这首诗是诗人由宣州经江州回长安途中路过商山麻涧时所作。商山,在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其地险峻,林壑深邃。麻涧,在熊耳峰下,山涧环抱,周围适宜种麻,因名麻涧。诗人以清隽的笔调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这一带优美的自然景色。淳朴、恬静的农家生活和村人怡然自得的意态,充满了浓厚的诗情画意。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一辆风尘仆仆的“征车”曲折颠簸在商山的山路上。峰回路转,车子进入麻涧谷口,一片迷人的“桃源”境界,一股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使得诗人一下子忘记了旅途的疲困,精神为之一振。
举目遥望,周围群峰耸立,山上白云缭绕,山下雾霭霏微,在阳光的辉映下,折射出炫目的光彩;山风飘拂,山涧逶迤,远处在一片垂柳的掩映下,竟然坐落着一个十余户人家的小村庄。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休息之处。那袅袅的炊烟,那轻柔的柳丝,那悠悠的鸡犬声,引得诗人兴奋不已,催车前行。车轮辘辘向前,打破了山间的幽静,惊起了栖息在野草丛中的野鸡,纷纷扑棱着翅膀,从车前掠过;胆小的獐鹿竖起双耳,惊恐地逃到远处的草丛里。车子进入村庄时,太阳已经西斜,放牧的牛羊纷纷回栏,觅食的鸡鸭也开始三三两两地回窠了。
黄昏,是农家最悠闲的时光。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开始回到石头垒成的小院里休息、并准备晚餐了。那长眉白发的老翁悠然自得地坐在屋前的老树下,身边放了一壶酒;那身着红色衫袖的村姑正将一朵刚刚采撷的野花细心地插在发髻上。置身这恍如仙境的麻涧,面对这怡然自乐的村人,诗人心旷神怡。想到自己千里奔逐,风尘仆仆,想到明天又得离开这里,踏上征途,欣羡之余,又不禁升起了悠悠怅惘。一个人坐在溪涧边,手指不由自由地在细沙上画来画去。此时余辉霭霭,暮色渐渐笼罩了这小小的山村。
这首诗运用蒙太奇的艺术手法,通过巧妙的剪辑,远近结合,移步换形,一句一景,将商山麻涧一带的自然风光和山村农家的和美生活写得熙熙融融,生机盎然。最后,诗人将自己的怅然失落的神情一起摄入画面,曲折地表达了因仕途曲折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之情,富有意趣。
《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