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金樽容易劝，坐来几度销魂。不知仙骨在何人。好将千岁日，占断四时春。
莫把金樽容易劝，坐来几度销魂。不知仙骨在何人。好将千岁日，占断四时春。
这首绝句与其说是写春寒，不如说是咏海棠。说到咏海棠，自然忘不了苏轼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其实，这两首海棠诗都是借海棠写自己。苏轼笔下的海棠圣洁、幽寂，是他贬官黄州时的写照；陈与义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是他流亡时的写照。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铺垫。“二月巴陵日日风，春寒未了怯园公”，联系到下文，不仅有风，而且有雨，春寒料峭中，日日风雨，凄冷无比。更何况诗人还流离失所、漂泊无依。由己及物，想到满园即将吐蕊发芽的花木，禁不住有些担心。“怯园公”此三字，道出了诗人心境：既怯花不发，又怯花发遭雨打。
尽管有些心情，但孤寂的诗人还是希望寻觅到些许的安慰。当他看到园中海棠时，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宋祁词《锦缠道》曰：“海棠经雨胭脂透。”海棠经雨打风吹，像湿透的胭脂一样，会有所残败。但诗人眼中的海棠，却是那样的傲然不屈：“不惜”娇色、“独立”风雨。花木不会有什么情感，有情的只是诗人，诗人“情眼观物”，便万物皆有情了。此时的海棠不再是海棠，而是诗人的化身——风流，雅致，却还有孤傲的品格。
此诗作者开海棠喻己之风，以海棠幽寂喻自己贬官遭际。而陈简斋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不仅风致，更具品格，正是他流亡时的写照。诗人将自己的风骨、品格融入对海棠的描写中，使这首诗成为咏物诗的上乘之作。联系到“靖康之难”后大多北方的宋人被迫漂泊他乡，这首诗也就获得了超越个人情怀的普遍品格。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