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淑真是是一位才貌出众、善绘画、通音律、工诗词的才女，但她的婚姻很不美满，婚后抑郁寡欢，故诗词中“多忧愁怨恨之语”。相传她出身富贵之家，至于她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其说不一。有的说她“嫁为市井民家妻”，有的说她的丈夫曾应礼部试，后又官江南，但朱与他感情不合。不管何种说法可信，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她所嫁非偶，婚后很不幸福。就所反映的内容看，这首词与她婚姻上的不同有密切关系。
“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两句，连用五个“独”字，充分表现出她的孤独与寂寞，似乎“独”字贯穿在她的一切活动中。“伫立伤神”等两句，紧承上句，不仅写她孤独，而且描绘出她的伤心失神。特别是“无奈轻寒著摸人”一句，写出了女词人对季节的敏感。“轻寒”二字，正扣题目“春怨”二字的“春”字，全词无一语及春，惟从“轻寒”二字，透露出春天的信息。“著摸”一词，宋人诗词中屡见，有撩拨、沾惹之意。如孔平仲《怀蓬莱阁》诗：“深林鸟语流连客，野径花香着莫人。”杨万里《和王司法雨中惠诗》诗：“无那春愁着莫人，风颠雨急更黄昏”。“著摸”即“着莫”，朱淑真词与杨万里诗用法完全相同。轻寒为什么撩惹春愁，失去爱情幸福的女词人深有体会。寡居的李清照感到“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声声慢》）；对自己的婚姻深感不满的朱淑真在“伫立伤神”之际，不禁发出“无奈轻寒著摸人”的吟咏，足见两位女词人在“轻寒”季节，有着共同的伤心之处。
下片进一步抒写女词人愁怨。“此情谁见”四字，承上启下，一语双兼，“此情”，既指上片的孤独伤情，又兼指下文的“泪洗残妆无一半”写出了女词人以泪洗面的愁苦。结穴处的两句，描绘自己因愁而病，因病添愁，愁病相因，以至夜不成眠的痛苦。
这首词语言自然婉转，通俗流丽，篇幅虽短，波澜颇多。上片以五个“独”字，写出了女词人因内心孤闷难遣而导致的焦灼无宁、百无一可的情状，全是动态的描写。“伫立伤神”两句，转向写静态的感觉，但意脉是相承的。下片用特写镜头摄取了两幅生动而逼真的图画：一幅是泪流满面的少妇，眼泪洗去了脸上大半的脂粉；另一幅是她面对寒夜孤灯，耿耿不寐。
“剔尽寒灯”的落脚点不在“剔”字（剪剔灯心的动作），而在“尽”字。“尽”字是体现时间的。所谓“梦又不成灯又烬”（欧阳修《玉楼春》），显然是彻夜无眠。对于孤凄愁病的闺中人，只写这一泪、这一夜的悲苦，其他日子里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又何况是“此情谁见”，无人见，无人知，无人慰藉，无可解脱！自写苦情，情长词短，其体会之深，含蕴之厚，有非男性作家拟闺情之词所能及者。
这首诗首句紧承“题中意”而来，从“溪略”写起，使人开篇即进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间小溪境界。开篇明义，单刀直入，省去许多闲笔。“千里”极言“溪路”之长，“曲”字极绘“溪路”之形。“千里”而又“曲”，可见“溪路”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之态。次句点题，写“闻猿”。“哀猿何处鸣？”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时断时续，此起彼伏，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山势之陡峭，森林之莽苍，“溪路”曲折回旋，山水相连又相隔，尽在不言之中。正因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处鸣”。“猿”前着一“哀”字，富于感情色彩。诗人此时，正处在寂寞、凄怆、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闻“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以上两句，一从视觉上写“溪路”，一从听觉上写“猿鸣”，而“千里曲”与“何处鸣”又互相映衬，“入黄溪”后的情景宛然清晰。
这样写，尚属平常，当读到三四句时，才使人品出“奇趣”来。诗承上，紧扣“闻猿”写感受。君不闻：“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写的是古代渔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闻猿鸣而下泪，倍感其声凄厉。诗人理当“猿鸣三声泪滂沱”才是。然而不然，诗却说：“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贬边州，申诉无效，前途无望；泪已流干，愁肠寸断；这哀猿声声，徒自空啸，我已经没有泪可流，没有肠可断了。这看似“反常”的写法，却更深沉地道出了诗人难以言状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的惆怅和痛苦。
此诗头二句写景，景为情设；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说。妙在抒情不落俗套。苏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诗人闻哀猿长啸，不写“泪沾裳”而说“泪已尽”，不写“肠欲断”而说“肠已断”，由此带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虚”字来—— “虚作断肠声”。就本应“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常理来说，是“反常”；就实际“孤臣泪已尽”的心境来说，又是“合道”—— 合乎泪尽愈苦之道。所谓“翻出新意”，所谓“奇趣”，正在这“反常合道”之中。诗人所以“自放山泽间”，原是为了借山水以遣悲怀，然而结果正如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掩卷沉思，诗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远，都包孕在这二十字之中。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
此词上片从大处落墨，浮想联翩，幻想飞入仙府后难耐高在九天的寒冷而借浮槎寻找归路；下片继续写涛声，寓夜长愁深而梦浅的无奈其中，同时通过想象表达对光明的热切期待。全词回旋跌宕，气势雄浑，工稳严整，幻笔幽怀，情思缥缈，余意难穷。
此词上片从大处落墨，浮想联翩，由梦中写到梦醒，其间虚实相间，情景相生。奔腾澎湃的海涛声，首先引发的是梦魂飞越的海天之旅。驰骋“九万里风鹏正举”（李清照《渔家傲》）式的笔墨，神游宇宙，让梦想驾着天风，自由飞翔，扶摇直上，飞往可望而不可即的缥缈仙山。“快趁天风”不止说明风的疾速，而且突出人的快意，有如苏轼《百步洪》“险中得乐虽一快”之“快”。涛声随即又幻化成鱼龙吟啸之音。“何人唤起”三句，按此词谱式的节奏，一般分成三个短句，而从语意讽诵，则可读为“何人唤起鱼龙，叫破一泓杯影”。其中，“一泓杯影”用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句意，写梦魂飞翔天外，俯眺大海，只似杯水一汪而已。接下去，词人笔触略略点染氛围，清虚寂寞中呈现一片高寒之境。这里，词人翻用东坡《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词意，而出以问句“高寒谁省”，实含有内心深藏的孤寂。“省”是体验、领会，此境不是常人所能体会，也非词人所能久驻。因此，词人笔触一转，用“浮槎”熟典，再叙写寻觅归程，回到人间。“倩浮槎万里”以下，求浮槎，寻归路，意味着壮游奇境的结束。幻梦醒了，美好的空中楼阁消逝了，伴随自己的只有盈耳的涛声。“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有如李白梦游天姥时留下的失落感。
下片继续写涛声，以呼应开篇。海涛声又幻作琴曲遐思，涉想成连故事。千载涛声依旧，而时移物换，人间何世，即便有成连那样的高手，对沧海云涛，抚瑶琴弦柱，寻绎清冷的佳趣，今夜却不堪重听了。其中，“愁深梦浅”点出词人无端的心事、难抒的积郁，而其具体意蕴究属怀知音还是伤逝者、悲时局还是感身世，抑或兼而有之，已无从实指。接着再由漫漫长夜孤枕听涛拟想明朝“雪昏云醒”光景。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有“昏昏雪意云垂野”之句，这里说“雪昏云醒”，着一“醒”字，厚积的云层似也通宵不倦地在酿着雪意，选字可谓新警，与史达祖《双双燕·咏燕》‘‘看足柳昏花暝”的名句正堪并传。云情雪意，通力营造沉寂、凝重的氛围，折射出人的心态。但是读下去却又不是一味清愁不断，词的最后出现了对未来的壮美憧憬，对光明的热切期待。路转峰回，词人业已自行解开了连环情结。词人笔下的“待净洗扶桑，冲融立马，看风帆稳”，造语新奇，涵盖时空，扫尽阴霾，更新物象，隐寓的是“天容海色本澄清”（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超旷胸襟，高咏的是从容立马看风帆的非凡气概。此种胸襟气概，此等朗吟健笔，本身即具美感，即饶具魅力。
全词回旋跌宕，气势雄浑，工稳严整，幻笔幽怀，情思缥缈，幽幽折折又若断若续，将闻海涛声的所思所感细腻传出，余意难穷。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