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
此诗叙写尹吉甫北伐玁狁的战争全程。全诗六章,前四章主要叙述这次战争的起因、时间,以及周军在主帅指挥下所做的迅速勇猛的应急反应。诗一开首,作者就以追述的口吻,铺写在忙于农事的六月里战报传来时,刀出鞘、箭上弦、人喊马嘶的紧急气氛(“柄栖”、“孔炽”、“用急”)。二、三章作者转向对周军训练有素、应变迅速的赞叹。以“四骊”之“维则”、“修广”、“其大有颙”的强健,以“我服既成”的及时,“有严有翼,共武之服”的严明及“以奏肤功”的雄心,从侧面烘托出主将的治军有方。第四章作者以对比之法,先写“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的凶猛来势;次写车坚马快、旌旗招展的周军先头部队“元戎十乘,以先启行”的军威。一场恶战即将开始,至此,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峰。第五章作者并没有被时空逻辑的局限所束缚,凌空纵笔,接连使用了三个“既”字(“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描写己方军队以无坚不克之凛然气势将来犯之敌击退至靠近边界的太原。很自然地从战果辉煌的喜悦之中流露出对主帅的赞美和叹服。从紧张的战斗过渡到享受胜利的平和喜悦,文势为之一变,如飞瀑落山,又如河过险滩,浩荡而雄阔。最末一章,作者由对记忆的描绘转向眼前共庆凯旋的欢宴。“来归自镐”是将记忆与眼前之事联系起来,而“我行永久”说明作者也曾随军远征,定国安邦,与有荣焉。然而自己的光荣之获得,又与主帅的领导有关,可谓自豪与赞扬俱在其中。
从审美的角度统观全诗,这种以追忆开始,以现实作结的方法,使得原本平淡的描写平添了几分回味和余韵。同时,此诗在行文的节奏上,一、二、三章铺垫蓄势,第四章拔至高潮,第五章舒放通畅,第六章归于宁静祥和,也使诗歌产生了丰富变化的节奏感、灵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