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诗的前半在写景中抒情。首联从扣题入手,绘出一幅孤城风雨图:长江边上贵池孤城,恰逢瑟瑟秋风夹着如烟秋雨,绵绵濛濛下了三日,我无奈滞留小城,集市也因为淫雨而失去了往日车水马龙、街市繁荣的景象,小市人家只能避雨在家以淡饭素菜充饥度日。诗人信手拈来,不假藻饰,富有孤城风雨图的诗情画意。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质朴恬静的小城生活的喜爱。这里纯为写景,但内心情意已曲曲传出。
颔联触物起兴,诗人放眼四顾,无意中有一些景物触动了他的情怀,于闲适宁静中见出内心的波澜。那浩浩江水流向远方,迤逦的山岭,看上去像一双属玉鸟。司马相如《上林赋》说:“鸿鹔鹄鸨,鴽鹅属玉。以上是远眺。近观则是:“身闲心苦一舂锄。”舂锄即白鹭,这种鸟满身雪白,给人以清高闲雅的印象,但诗人却感到它身虽闲而心实苦。这个“苦”字实际是诗人触景生情,而又将情感投射于外物的结果,这里意象中含有兴起,赋中含有比喻,表面写白鹭,而实际则是诗人的自喻。当时黄庭坚面临种种矛盾。他志大才高,但现实政治又使他失望,他只是个闲散无权的学官,只能自叹“少日心期转谬悠,蛾眉见妒且障羞”(《次韵答柳通臾求田问舍之诗》),“蚤年学屠龙,适用固疏阔,广文困齑盐,烹茶对秋月”(《林为之送笔欢赠》)。他不愿屈身事人,渴望归田,但迫于生计,又不得不折腰为官,所谓“尝尽身百忧,讫无田二顷”(《次韵寄润父》),“斑斑吾亲发,弟妹逼婚嫁,无以供甘旨,何缘敢闲暇?”(《宿山家效孟浩然》)都道出了内心的苦闷。但诗在这里只点到即止,给人留下了很多想象的余地。
诗的后半在记叙中抒情。颔联以物为比兴,颈联则是以人起兴。渔翁刚从屋舍来水边收网,这一极偶然的景象却触动了诗人对世事的感慨。他由网而联想到鱼,于是反用“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成语(《汉书·董仲舒传》),表达了不求仕进、自甘淡泊的心境。这一造语也是一种巧思。反用典故成语,古人称为翻案法,如杨万里说:“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诚斋诗话》)《艺苑雌黄》说:“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识学素高,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这种手法受到禅宗的影响,禅宗推重翻却成案,更进一解的睿智,如六祖惠能的著名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惠能对神秀以树、镜来比喻心的偈语的翻案。黄庭坚此联从生活琐事中激发联想,闪耀出思想的火花,类似禅宗的机锋,于寻常事物中获得妙悟。
诗以达道之言作结,表现出超迈脱俗的胸襟。“俯仰之间已陈迹”化用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成句:“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逸少的本意是感叹人生短暂,不觉悲从中来。黄庭坚虽用其字面,其意却相反:世事瞬息万变,面对无常的人生,还是退出争名逐利之场,到书中去寻找乐趣。这正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说的:“功名富贵两蜗角,险阻艰难一酒杯。百体观来身是幻,万夫争处首先回。胸中元有不病者,记得陶潜归去来”(《喜太守毕朝散致政》)。
此诗是作者触景物即兴而作,写景淡雅风致,用语清新奇峭,用典翻出新意,在平常事物中予以名理,将古诗气脉运用于律诗,一洗刻镂饾饤,留下了自然古雅的本色。
作此文时,踏上“仕途”只有两年的苏轼,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政治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这与他积极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
全文共分三段。前两段重在叙事,后一段议论说理。叙事议论前后相应,在自然平易、曲折变化之中尽吐茹物,鲜明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第一段,文章点破了台的缘起。太守筑台意旨本在观山,苏轼行文也正缘山而起,由山而台。州府地处终南山下,饮食起居皆应与山相伴,更何况终南为四方之大山,扶风为依山之近邑。作者连用四个“山”字。极写山之高,隐含景色之美;极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观山之易。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举手投足便可秀色饱餐,以至近求最高岂不美哉。下面作者却笔锋一转,说太守居住终南山下还不知山之峻美,由此而引出了几丝遗憾,也为由山而台作了巧妙的过渡。但颇有深意的是,苏轼并不承上直写出“此凌虚之所为筑也”,偏偏要加入“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两句,近山而不知山虽于人事无所损益,但终非情理之事,于是乎便筑台观山以尽情理。这种讥刺的笔调既吐露出了年轻苏轼的政治主张,在艺术上也使文章挥洒自如,姿态横生,同时还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叙写筑台的经过,由太守杖履而游,游而见山,见山而思异,思异而凿池筑台。层层相因。句句紧扣,只寥寥几笔便清楚明了地叙写出了筑台的始末、同时,叙述还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杖履逍遥”活画出了太守悠然自得的神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一句,又化静为动,把静态的山峦赋予了动态的活力。给人以清新自然、流动变化的美的享受。与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有同工之妙,接着,“然后”三句,又承上叙写台成之后登台观山的情景。这里作者笔墨极为简省,但却突出了台之高和山之奇。前面太守逍遥其下,看见的山宛如旅行人的发髻;这里登台极目,山则踊跃奋迅而出,从而借所见山景的不同衬托了台的高,为下段台取名为“凌虚”埋下了伏笔。
第三段是全文的重心。作者议论纵横,把兴废成毁的自然之理说得鞭辟入里。太守求文原希望得几句吉利的话,苏轼却借此大讲兴废之理,不能不说含有讽刺的意味。“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是立论的蓦础,作者用它启开议论的笔端,把凌虚台的兴成推广至茫茫时间,以变化流动的眼光来关照它,从而把有化为无,把实变为虚。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行文至此,理己尽、意已完,但作者却并不辍笔,他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下面,作者又进一步由台及人,“夫台犹不足恃议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凌虚台尚且不可长久,又何况人事上的得与丧。得丧来去无定,借得台而夸世,则是大错。这几句委婉曲折。逐句深入,最后,把凌虚台的愈义和价值化为子虚乌有,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台的修筑。这种写作方法古人称为“化有为无”。
这篇文章由山筑台、由台而化、由化变无,层层紧扣、环环深入,名为替凌虚台作记,实则是化台为无。令人惕然移觉、回味无穷。
诗界有言道:欢愉之词难好,哀怨之词易工。作为诗词大家的毛泽东,用42字的和词,不止道及古今中外,更将欢愉之情写得非常之工,且形神俱备,实为诗词高手。柳词起句“白鸽连翩奋舞前”,从眼前景物写起。毛泽东起笔则思接千载,和出“颜斶齐王各命前”,运用了一个典故,即《战国策·齐策四》中的《颜斶说齐王》篇的情节。毛泽东引此典意在说明历史上的当政者无法处理好与自己手下士大夫阶层的关系,因为当政者往往倚权势怠士,士则率性傲主。这便造成“多年矛盾廓无边”的现象。“而今一扫纪新元”句则表明,毛泽东所致力倡导的无民政权的建立,开创了一个尊重无才、爱护无才的新时代。
毛泽东认为新社会能够并善于处理与诸如柳亚子这样清静贞正的文士骚无的关系,会开创一个尊重无才的新时代。
词的下片咏写的是前线捷咅。诗无毛泽东的思绪,从古代历史“王”与“士”的关系转入了抗美援朝战场。早在国庆一周年前的三个月,毛泽东等中国党政领导无心中就运筹着一个宏大的计划:出兵援朝抗美。原来,1950年6月25日当朝鲜内战爆发、南部李承晚政府的军队面临失败时,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派兵干涉。同年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使朝鲜战局急转直下。接着,美军及其仆从军向鸭绿江和图们江进逼,直接威胁中国东北边境的安全。毛泽东等中国最高党政领导无面对强手,经过慎重考虑,决心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组织中国无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无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给中国无民志愿军的命令》,出兵朝鲜,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无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中国无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吹嘘“在感恩节前,南北朝鲜各地的正式抵抗都将告终”的时候,志愿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无发起了进攻。10月25日至11月5日,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次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在朝鲜西北部的妙香山一带歼敌15000余无,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捷报传到国内,毛泽东喜不自胜。此时刚好得到柳亚子观看《和平鸽》舞剧后填写的另一首词,于是乘兴步其韵和了一首。
毛泽东这首欢愉之词,虽然不属气势磅礴、动无心魄之作,但读后着实令无心舒意畅。在这首和词的上片中,有一韵为借音,即原词中的“圆”在和词中换作“元“(单独使用,圆、元有吋可通用)。这是毛泽东不肯因词害意,因受韵律之限而损诗词之美的通巧之变。毛泽东行事不愿跟无亦步亦趋,吟诗赋词更是独领风骚。唯独和柳亚子词时几乎必步其韵,这可视为他对柳亚子这位诗友的热爱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