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伤时感事的诗。《毛诗序》说：“《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这是依《左传》立说，有史实根据，因此《毛诗序》说此诗主题不误。但意谓作于桓王时，与诗中所写有出入。崔述《读风偶识》说：“其人当生于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室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见朱熹《诗集传》）可谓得其旨矣。若以为在桓王之时，则其人当生于平王之世，仳离迁徙之余，岂得反谓之为‘无为’？而诸侯之不朝，亦不始于桓王，惟郑于桓王世始不朝耳。其于王室初无所大加损，岂得遂谓之为‘百罹’、‘百凶’也哉？窃谓此三篇者（按：指《中谷有蓷》、《葛藟》及此篇）皆迁洛者所作。”
诗共三章，各章首二句都以兔、雉作比。兔性狡猾，用来比喻小人；雉性耿介，用以比喻君子。罗、罦、罿，都是捕鸟兽的网，既可以捕雉，也可以捉兔。但诗中只说网雉纵兔，意在指小人可以逍遥自在，而君子无故遭难。通过这一形象而贴切的比喻，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
各章中间四句，是以“我生之初”与“我生之后”作对比，表现出对过去的怀恋和对现在的厌恶：在过去，没有徭役（“无为”），没有劳役（“无造”），没有兵役（“无庸”），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现在，遇到各种灾凶（“百罹”“百忧”“百凶”），让人烦忧。从这一对比中可以体会出时代变迁中人民的深重苦难。这一句式后来在传为东汉蔡琰所作的著名长篇骚体诗《胡笳十八拍》中被沿用，“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那悲怆的诗句，是脱胎于《兔爰》一诗。
各章最后一句，诗人发出沉重的哀叹：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不如长睡不醒。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方玉润说：“‘无吪’、‘无觉’、‘无聪’者，亦不过不欲言、不欲见、不欲闻已耳”（《诗经原始》），这也是《毛诗序》中所点出的君子“不乐其生”的主题。
全诗三章风格悲凉，反覆吟唱诗人的忧思，也正是《王风》中的黍离之悲，属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方玉润评云：“词意凄怆，声情激越，（三国魏）阮步兵（籍）专学此种。”（《诗经原始》）
孟子长于言辞，在辩论中经常设譬，以小喻大，逻辑性很强，有极强的说服力；其文气势磅礴，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文章由叙入议，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好乐何如”，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与民同乐”。文章围绕着“音乐”这一话题，阐明不“与民同乐”就会失去民心，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民心、统一天下的“王道”思想。
这篇对话体议论文，通过孟子与齐王的对话显示了孟子高明的论辩艺术。
1、循循导入，借题发挥。
作者并不是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论点摆出来，而是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方式，在谈话中自然地转换话题，借题发挥，从齐王好乐切入，归结到与民同乐的主旨上。在与庄暴的谈话中，孟子只有一句话“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点出了齐王好乐与齐国政治的关系这个论题，但未加论述。在与齐王谈话中，孟子又从好乐切入，巧妙地重提论题，然后与齐王两问两答，从谈话气氛和思想感情上把齐王引导到自己的论题上后，孟子才进入自己的谈话主题。
2、对比和重复。
本文写国君是否与民同乐，人民的不同感受，造成的不同政治局面，运用的是对比方式。两段话在内容上是对立的，但语言上既有相对之句（如“举疾首……相告”和“举欣欣……相告”），又有重复之语（如“今王鼓乐……之音”和“今王田猎……之美”）。这样论述，就强调了国君同样的享乐活动，引起人民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政治局面，原因只在于是否与民同乐，从而突出了论题。
3、生动形象的议论语言。
本文虽是议论文，语言却很生动形象，如写齐王的“变乎色”，写老百姓“疾首蹙頞”“欣欣然有喜色”等。孟子在正面论述自己观点时，完全没有用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两幅图画，生动自然地得出结论。
4、因势利导，论辩灵活
孟子见到齐王就“好乐”的事向齐王发问。齐王对“乐”的意义并不理解而觉理亏，因而“变乎色”，忙拿“直好世俗之乐”来作托词，不料孟子却抓住齐王的心理，因利势导，借题发挥，转换内容，把“好乐”与治国联系起来，引起齐王的兴趣，缓和了谈话的气氛。此时孟子提出“今之乐犹古之乐”，表现了论辩的灵活性。而后的两个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引导齐王将谈话的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逐步明确自己的“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