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
如果掩去作者的名字,读这首《临安春雨初霁》,也许会以为它并不是出自“铁马金戈”、“气吞残虏”的陆放翁之手。诗中虽然有杏花般的春色,却更隐含着“世味薄似纱”的感伤之情和“闲作草”“戏分茶”的无聊之绪。这是与高唱着“为国戍轮台”而“一身报国”的陆游的雄奇悲壮的风格特征很不一致的。
自淳熙五年孝宗召见了陆游以来,他并未得到重用,只是在福建、江西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之后五年,更是远离政界,但对于政治舞台上的倾轧变幻,对于世态炎凉,他是体会得更深了。所以诗的开头就用了一个独具易动的巧譬,感叹世态人情薄得就象半透明的纱。于是首联开口就言“世味”之“薄”,并惊问“谁令骑马客京华”。陆游时年已六十二岁,不仅长期宦海沉浮,而且壮志未酬,又兼个人生活的种种不幸,这位命途坎坷的老人发出悲叹,说出对世态炎凉的内心感受。这种悲叹也许在别人身上是无可疑问的,而对于“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陆游来说,却显得不尽合乎情理。此奉诏入京,被任命为严州知州。对于一生奋斗不息、始终矢志不渝地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的陆游来说,授之以权,使之报国有门,竟会引起他“谁”的疑问。
颔联点出“诗眼”,也是陆游的名句,语言清新隽永。诗人只身住在小楼上,彻夜听着春雨的淅沥;次日清晨,深幽的小巷中传来了叫卖杏花的声音,告诉人们春已深了。绵绵的春雨,由诗人的听觉中写出;而淡荡的春光,则在卖花声里透出。写得形象而有深致。传说这两句诗后来传入宫中,深为孝宗所称赏,可见一时传诵之广。历来评此诗的人都以为这两句细致贴切,描绘了一幅明艳生动的春光图,但没有注意到它在全诗中的作用不仅在于刻划春光,而是与前后诗意浑然一体的。其实,“小楼一夜听春雨”,正是说绵绵春雨如愁人的思绪。在读这一句诗时,对“一夜”两字不可轻轻放过,它正暗示了诗人一夜未曾入睡,国事家愁,伴着这雨声而涌上了眉间心头。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是以枯荷听雨暗寓怀友之相思。陆游这里写得更为含蓄深蕴,他虽然用了比较明快的字眼,但用意还是要表达自己的郁闷与惆怅,而且正是用明媚的春光作为背景,才与自己落寞情怀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接下去的颈联就道出了他的这种心情。在这明艳的春光中,诗人只能做的是“矮纸斜行闲作草”,陆游擅长行草,从现存的陆游手迹看,他的行草疏朗有致,风韵潇洒。这一句实是暗用了张芝的典故。据说张芝擅草书,但平时都写楷字,人问其故,回答说,“匆匆不暇草书”,意即写草书太花时间,所以没功夫写。陆游客居京华,闲极无聊,所以以草书消遣。因为是小雨初霁,所以说“晴窗”,“细乳戏分茶”这里就是品茶、玩茶道。无事而作草书,晴窗下品着清茗,表面上看,是极闲适恬静的境界,然而在这背后,正藏着诗人无限的感慨与牢骚。陆游素来有为国家作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宏愿,而严州知府的职位本与他的素志不合,何况觐见一次皇帝,不知要在客舍中等待多久!国家正是多事之秋,而诗人却在以作书品茶消磨时光,真是无聊而可悲!于是再也捺不住心头的怨愤,写下了结尾两句。
尾联虽不像古人抱怨“素衣化为缁”(晋陆机作《为顾彦先赠好》:“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但这联不仅道出了羁旅风霜之苦,又寓有京中恶浊,久居为其所化的意思。诗人声称清明不远,应早日回家,而不愿在所谓“人间天堂”的江南临安久留。诗人应召入京,却只匆匆一过,便拂袖而去。陆游这里反用其意,其实是自我解嘲。
在陆游的众多著名诗篇中,有壮怀激烈的爱国忧民之作,如《关山月》、《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有寄梦抒怀、悲愤凄切之作,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这些诗不是直抒胸臆,痛切陈词,就是笔墨纵横,抚古思今,都是雄壮的大气磅礴之作;作者也有优美淳朴的乡村生活描写,如《游山西村》;也有缅怀爱情、追思往日幸福的伤感之作,如《沈园》。等等这些,都与《临安春雨初霁》极不相似。《临安春雨初霁》没有豪唱,也没有悲鸣,没有愤愤之诗,也没有盈盈酸泪,有的只是结肠难解的郁闷和淡淡然的一声轻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对朝廷对皇帝,对人生对社会作出一些阴暗的结论。与他的许多寄梦诗不一样,在深夜,万籁俱寂时,作者眼前没有现实生活的情景搅扰,可以对着旷远的星空和雨夜任意地幻想,说任何放言达词。而身在繁荣帝都,作者却身不由己。临安城虽然春色明媚,但官僚们偏安一隅,忘报国仇,粉饰太平。作者是时刻清醒的,他在表面的升平气象和繁荣面貌中看到了世人的麻木、朝廷的昏聩,想到了自己未酬的壮志。但他既不能高唱,又无法托情梦,只好借春色说愁绪,把春天写成了无情之物。
可以说《临安春雨初霁》反映了作者内心世界的另一方面,作者除了在战场上、幕帐中和夜空下高唱报国之外,偶尔也有惆怅徘徊的时候。在几乎同时所作的《书愤》中,作者就截然不同地表现了一贯的豪情。《书愤》在一定意义上是作者对自己悲壮一生的总结。“早岁那知世事艰”,却终有胆量说“千载谁堪伯仲间”,把一生留给历史公断。《临安春雨初霁》、《书愤》的比较可以显现出诗人感情思想的一个短时期的反复。陆游毕竟是陆游,他不会永久地停留在“闲”“戏”之上的。不久后他在严州任上,仍坚持抗金,并且付诸行动,表达于诗文,终于又被以“嘲咏风月”的罪名罢官。他的绵绵“杏花春雨”,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发展成了“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疾风暴雨。
一个诗人的性格是复杂的,一个始终刚强不屈、矢志不渝的烈士,也难免间或惆怅抑郁。这种抑郁惆怅与其雄奇悲壮并不矛盾。唯其抑郁惆怅得苦不堪言,才有更强烈的情怀的喷发。诗中一开头就道“世味薄似纱”,正是作者对现实的否定,也体现出作者的刚直气节。诗末拂袖而去,也是诗人对浮华帝都的不屑。因此,透过原诗的表面,依稀仍可看见一个威武不屈的形象,这个形象才是作者真正的一贯的自己。
诗的前四句写李白被“赐金放还”时,友人设下盛宴为之饯行。李白嗜酒,要是在平时,因为这美酒佳肴,再加上朋友的一片盛情,肯定是会“一饮三百杯”的。然而,这一次他却放下杯筷,无心进餐。他离开座席,拔下宝剑,举目四顾,心绪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紧承“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比兴的意味。一个怀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物,在受诏入京、有幸接近皇帝的时候,皇帝却不能任用,被“赐金还山”,变相撵出了长安,这正像是遇到了冰塞黄河、雪拥太行。但是,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性格,从“拔剑四顾”开始,就表示着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姜尚,九十岁在磻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商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加了信心。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姜尚、伊尹的遇合,固然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当他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筵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不知道他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这是感情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但是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决不愿在离筵上表现自己的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能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
这首诗一共十四句,八十二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荡纵横,具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复杂变化。诗的一开头,“金樽美酒”,“玉盘珍羞”,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欢乐的宴会,但紧接着“停杯投箸”、“拔剑四顾”两个细节,就显示了感情波涛的强烈冲击。中间四句,刚刚慨叹“冰塞川”、“雪满山”,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仿佛看到了姜尚、伊尹由微贱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诗人的心理,急剧变化交替。最后一句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肖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心理。结尾二句,经过前面的反复回旋以后,境界顿开,唱出了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他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
通过这样层层迭迭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