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祭文可分为两部分。开头至“五情空热”为第一部分，说明迁葬之事，并因久未迁葬对死者表示愧疚；“呜呼”至结尾为第二部分，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慰告。全文字里行间都是真挚深情的自然流露。文章讲究结构、用典、叙述和抒情，充分表现了李商隐祭文“风骨独峻”的艺术风格。
文章开头以充满感情的笔调叙述了迁葬的事情，用散文体点明时间，交待祭奠者和祭奠对象，虽属祭文通例，但说“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体魄”，便见亲切爱抚，切合双方身份。“归大茔之旁”，点出“归”字，既为下文描绘未归前孤魂栖栖之情作反托，又为末段伏脉。接着以强烈的哀叹转入对寄寄夭折及死后情事的追叙。从这里开始的抒情叙事均用四六骈体。
骈文的显著特点本是大量用典隶事，但这篇文章虽用骈体，但通篇不用一典，只用白描手法叙述小女琐事，情真意切，凄婉动人。如文章在交待迁葬情事之后的痛切抒怀：“尔生四年，方复本族；既复数月，奄然归无。于鞠育而未深，结悲伤而何极！来也何故？去也何缘？念当稚戏之辰，孰测死生之位！”与其他祭文相比，此文对象为一幼女，难以作详尽的叙事。此文贵在点染景物，烘托气氛，对逝者反复致意：“白草枯荄，荒涂古陌，朝饥谁饱？夜渴谁怜？尔之栖栖，吾有罪矣！”怜惜自责之情溢于行墨之外。作者又展开想象，以现实的热闹反衬阴间的冷清，“自尔殁后，侄辈数人，竹马玉环，绣襜文褓，堂前阶下，日里风中，弄药争花，纷吾左右。独尔精诚，不知所之。”低回宛转，怅然系之，涂上一层迷惘彷徨的伤感色彩。
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旧唐书》本传），他的《奠相国令狐公文》《祭外舅赠司徒公文》《祭裴氏姊文》等都写得很有特色，而他的《祭小侄女寄寄文》成就尤为突出。这篇文章写作时间距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约四十年，在基本格式和骈四骊六的句式方面，仍遵循祭文传统，同时又显示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迹象。
宝冠寺是雁荡山四大名刹之一。雁荡山以瀑布奇峰著名，这首诗打破常规，题目是题宝冠寺，重点不写雁荡的峰岩瀑布，甚至无一字写到寺庙，只是描绘环境的幽静，突出自己的心灵感受。
诗开门见山，首联就把自己置身在山寺中，写环境，抒感受。诗说自己漫步在寺内，在流水边驻足，凭倚着石栏杆，只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清寒。清寒是人对外部气候的感受，没有什么难以表达之处，诗人说“不可云”，是因为山中寒冷，又逢岁暮，自然寒气逼人，这不是诗人唯一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如此幽寂的环境，使诗人心中产生了另一种清寒的感受，这感受很复杂，是淡泊名利、陶洗心境、出世达观等种种感受的总和，因此不可名状，难以叙述概括，只能用“不可云”三字来代表。虽然“不可云”，但必要抒发，诗接着便巧妙地借景达意，说眼见桥下流来清寒的泉水，想到其源头，抬头观望，岩洞谽然，由此便推测流水的清寒，是因为它是石洞中的云朵所化。这样写，境的清寒与人的高洁全都予以表露了。这种表现方法，就是历来诗家所说的“不写之写”，“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元好问《论诗》），不明白说，让读者自己品味。也达到了司空图《诗品》含蓄的标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三、四联仍然用前两联手法，一联抒情，一联以景蕴情。环境如此岑寂，诗人的情怀如此淡泊，境与情吻合无间，诗人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留恋忘返的心情。第三联明白说出自己的情感，在表现时先抑后扬，出句说自己想在这里住段时间，可是正逢年末，非得回家去；因为不能住下的遗憾，对句便写自己在幽阒的环境中反复吟咏，不知不觉到了半夜。这样写，又回照了上文。尾联以景色来反衬心情的淡泊。雁荡山顶有湖，四季不干，是越冬大雁栖息的所在，雁荡山即以此得名。诗写听不见一声雁鸣，是实事，同时用以突出夜深时万籁俱静的场面。诗人在这样的深夜尚不回去，他的胸怀就自然可知了。
诗的第二联“流来桥下水，半是洞中云”是众口传颂的名联。诗人通过自己的感受，由水的寒想到高处的寒，由高处又想到云与水的关系，从而把两者相联系，表现那一特定环境与特定心情，赵师秀对云水之间常常产生通感，喜欢把它们组合成一个场景，或硬把它们相互联系，如他在另一首名作《薛氏瓜庐》中写道：“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诗这联，元方回《瀛奎律髓》曾指出是参考了唐杜荀鹤的“只应松上鹤，便是洞中人”句，这是从构思的角度上来说。如果从赵师秀喜在云与水上做文章的角度上看，诗更接近于武陵《赠王隐人》“飞来南浦水，半是华山云”句。赵师秀以苦吟出名，他曾经对人说：“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宋刘克庄《野谷集序》）他在写这联诗时，极有可能受到杜荀鹤、于武陵诗的启发。
赵师秀曾经选贾岛、姚合诗为《二妙集》，他的这首诗的风格即近似贾岛、姚合，诗面不用典故，写景造境简易平淡，结构严谨，意境清瘦，琢磨锻炼得不露痕迹。“永嘉四灵”的诗讲究雕镌后的归真，即纯用白描手法，绘景写情，虽然气格有些局促，但在当时江西诗派踔厉诗坛的情况下，无疑是给沉闷中注入了新鲜空气。赵师秀在“四灵”中成就最高，这首诗又是他的代表作，从此可以窥见“四灵”诗风的特点。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