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天官动将星,汉地柳条青”,写启程。“天官”,即天上的星官。古人认为,天上的星星与人间的官员一样,有大有小,因此称天官。“将星”,《隋书·天文志》说,天上有十二个天将军星,主兵象;中央的大星是天的大将,外边的小星是吏士;大将星摇晃是战争的预兆,大将星出而小星不同出,是出兵的预兆。首句介绍赵都督动身,以天上的将星喻指赵的出发。这一巧妙的联想、比喻,同时还拓展了诗作开阔的空间,令人想到赵都督或许就是在这样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出发的。第二句既交代了出征时节是柳条发青的春天,又以“柳”字暗点折柳送别的特定场景,惜别之情,深蕴其中。
颔联“万里鸣刁斗,三军出井陉”,描写军队行进中的气势。刁斗,军中用具,白天用来烧饭,夜间用于打更报警,把它写进诗中,富于实感地表现了军营的生活情景。中间又以一个“鸣”字突出听觉,使人如闻一路军声震天,外加“万里”二字修饰,更显得声势浩大,军威显赫。“万里”句由物见人,借助听觉渲染出征的气势,“三军”句则正面写人,诗人仿佛亲眼目睹这位将军率领三军正浩浩荡荡奔赴边陲。“井陉”,即井陉口,又名井陉关,唐时要塞,在今河北井陉县境内。一个“出”字,点出了此次进军的方位路线,与首句的“动将星”前后呼应。
以上两联,从启程写到行军,重在勾划赵都督英勇赴边的非凡气势;后两联表现赵都督的内心世界以及他戍边卫国的耿耿忠心。颈联“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正面写他立功报国的思想。“凤阙”,汉代宫阙名,在建章宫东,因为其上有铜凤凰而得名,此处借汉说唐,用以泛指宫廷。“龙庭”,原指匈奴单于祭天的地方。“取龙庭”,借指誓歼敌虏。这两句互文见义,意思是无论“辞凤阙”或“取龙庭”,都下定“忘身”、“报国”的决心。“辞凤阙”在出征之前,“取龙庭”是在鏖战之后,可见决心始终如一。
尾联“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以议论结束全诗。上一联作正面抒情,这一联从反面议论,加以强调。“岂学”表示不应该学、不想学乃至决不学的意思。书生皓首穷经,不能为世所用,难免会有许多牢骚不平甚至生出弃文就武的想法。王维也有希望建功立业而又壮志难酬的隐衷,因此借题发挥,作为对于赵都督的赞扬之词说了出来。
这首送别诗,写得意气风发、格调昂扬,不作凄楚之音,表现了青年王维希望有所作为,济世报国的思想。
唐诗中,以春和月为题的不少。或咏春景而感怀,或望明月而生情思。此诗写春,不唯不从柳绿桃红之类的事物着笔,反借夜幕将这似乎最具有春天景色特点的事物遮掩起来,写月,也不细描其光影,不感叹其圆缺;而只是在夜色中调进半片月色,这样,夜色不至太浓,月色也不至太明,造成一种蒙胧而和谐的旋律。
此诗首揭“更深”二字,为以下景色的描绘确定了基调,也给全诗笼罩一种特殊氛围。“月色半人家”是“更深”二字的具体化,接下的一句“北斗阑干南斗斜”,是“更深”于夜空的征象,两句一起造成春夜的静穆,意境深邃。月光半照,是因为月轮西斜,诗以星斗阑干为映衬,这就构成两句之间的内在关联。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正是诗人全身心地去体察大自然的契机而得到的佳句。从虫介之微而知寒暖之候,说明诗人有着深厚的乡村生活的根柢。因此。这两句非一般人所能道。没有长期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固然说不出;便是生活在乡村,也并非人人都说得出来。今夜虫鸣,究竟是第一回还是第几回,谁去注意它,这须得有心人,还应该有一颗诗心。一个“新”字,饱含对乡村生活的深情,既是说清新,又有欣悦之意。
“春气暖”自“今夜”始,表明对节候变化十分敏感,“偏知”一语洋溢着自得之情。写隔窗听到虫声,用“透”。给人以生机勃发的力度感。窗纱的绿色,夜晚是看不出的。这绿意来自诗人内心的盎然春意。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白:诗人之所以不描写作为春天表征的鲜明的外在景观。而是借助深夜景色气氛来烘托诗的意境,就是因为这诗得之于诗人的内心。
诗人是以一颗纯净的心灵体察自然界的细微变化的。诗的前二句写景物,不着一丝春的色彩.却暗中关合春意,颇具蕴藉之致。第三句的“春气暖”。结句的“虫声”,“绿窗纱”互为映发。于是春意俱足。但这声与色,仍从“意”(感觉)中来。诗人并非唯从“虫声”才知道春气已暖,“春气暖”是诗人对“今夜”的细微感觉,而“虫声”只是与其感觉冥合的一个物候。因此,诗的意蕴是深厚的。构思的新颖别致,决定于感受的独特。唐代田园诗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也不乏名家。然而。能仿佛陶诗一二者并不多见。象本诗这样深得陶体真趣的。就更为寥寥。至于说本诗有无隐微之情的寄托,于字面无证,不好去穿凿。
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