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上阕写景,景是杭州之景;下阕写人,人是镇杭是官,上下合璧,地灵人杰。
上阕写杭州之景。开头先从大处落笔,以自然界中的烟霞来渲染气氛:大海映着如火的红霞,远山笼着青色的烟雾。境界阔大,设色艳丽。接下来“故都风景繁华地”一句既点出所写之地——杭州,又是一句总的概括,将“繁华”的杭州置于“海红霞,山烟翠”的大背景中,使人觉得杭州就像镶嵌在这幅美丽画面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接下来数句,是对杭州城美丽、繁华的具体描绘。映入读者眼帘的首先是宏伟壮观的城门,城门上望楼高高耸立,画戟尽显威仪。然后词人再以城门为立足点自上而下分写了杭州城内、城外的景色。写城内,主要描绘静态的人文景观。“万井”、“金碧楼台相倚”,只用八个字就写出了杭州城内人烟繁阜,市容严整,建筑华美。写城外,物境人事共同构成画面,动静结合,一气呵成。至此,故都的山光水色,已呈现在眼前。
词的下阕,转笔颂扬镇杭之官的事功人品。下片五十二字, 仅三处用韵,从内容上看,恰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为征战立功, 二为衣锦还乡,三为政绩卓著,并预祝升迁。写得舒徐有致, 雍容闲雅。
此词作为一首投献词,有“贡谀”的成分,但词中所展现的杭州的社会生活图景、自然风光的确是北宋前期“承平气象”的真实写照。再者,从“贡谀”的角度说,上片只是作为背景与陪衬;但若从反映都市生活的角度说,上片正是此词的精华。写景的视角由远及近,自上而下,笔触亦随之由阔大旷远至精细俊美,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谐相映,确是柳永词中极具审美价值的雅词。
苏洵一生屡试不第,沉沦下僚,未能施展政治抱负;但他自重自尊,绝不与世浮沉,这篇以木假山为题的记,实际上是篇阐述人才问题的议论文。寄寓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同时也是对不亢不卑的独立人格的推崇,追求高洁不阿的情操。文章先从木假山的形成过程写起,后渐显寓意,在咏木假山的背后蕴含着作者对人才问题的深沉的感喟与思考。全文层次分明,结构清晰,多用排比句,而句式又参差变化、错落有致;描绘木假山之状随物赋形,具体生动,寄慨遥深,耐人寻味。
文章的前面部分讲木假山得来不易,它经历了重重厄运:从树木生长本身讲,它随时可能夭折;从自然条件讲,它可能被风、水所摧折、腐蚀;从和人的关系讲,它成材后可能被随意砍伐。幸而度过这些厄运,又经过几百年急流的冲刷才造成假山形状,终可供人们观赏。因此比起那些已成山形而未经发现、或被当作一般柴禾砍伐掉的木假山来,确是难得的幸运了。文章用层层推演的论述手法,强调人才成长的艰辛历程,抒写了人才难成与人才难得的感叹,曲折地反映出封建社会摧残和压抑各种人才的现象。
文章后面部分才写到作者所藏的一座三峰木假山,从而回到这篇记的本题。作者以“中峰”比喻那些位尊权重者,以“二峰”比喻那些隶属于他们的士大夫阶层。其中突出地写了“二峰”。他们虽然按其社会地位不得不“服于中峰”,但节操自守,绝无阿谀逢迎的媚态,表达了作者对有抱负、有气节的士人的赞颂,也是他的自励和白况。
文章的标题是“木假山记”,但作者并没有泛泛地交代木假山的制作经过,也没有刻意描绘其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而是借欣赏木假山抒发感慨,阐述事理。有“形”之木经过重重厄运被造成假山形状,供人欣赏,确属幸运;更有许许多多的木材,未被发现,却被“樵夫野人”砍去当柴烧掉。这样看来,树木要活下去,要成材,是极难的;要逃脱厄运,也是极难的。作者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来写树木的遭际,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字面上是写树木,其实字字句句都在写人。全文语言生动、形象;句式变化多端、错落有致;气韵流畅,节奏急缓有度。
杨继盛,明代爱国将领,曾任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坚决主张抗击北方鞑靼的入侵,反对妥协误国。先是上疏朝廷,弹劾大将军仇鸾误国,后又上疏弹劾奸相严嵩,造毒刑,被杀害,死时年仅四十岁。
杨继盛舍身取义的高尚精神和气节,感动了京城百姓,深得民心,在押解他去会审的途中,观看的百姓充满了街道,以致道路阻塞不能通行,人们不仅齐声叹息,而且为之流下了热泪。他死了以后,他的朋友王世贞、王遴冒死备下棺材装殓了他, 京城百姓流着泪交相传诵他的弹劾严嵩疏和就义诗。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罢官;后十年,严嵩削籍为民,抄没家产,严世藩伏诛;后十一年,明穆宗即位,为杨继盛平反,谥忠愍。所以杨继盛又被称为“杨忠愍”。
这首诗便是他临刑前作,前二句说自己虽然死了,但浩气仍留天地之间,光耀千古,后两句感慨自己壮志未酬身先死,不禁万分遗憾,但死后若有忠魂在,一定还要补报国家,以偿夙愿。整首诗寥寥二十字,一片忠贞报国之心,凛然可睹,千载以下读之,也省事为之感动。
诗人在诗中表示,自己报国之心不但至死不变,即使死后也不会改变。诗的大意说:自己虽死,浩然正气回归太空,还存留在天地之间,一颗耿耿丹心,永远照耀着千秋万代。这一辈子还没有来得及报效国家,死后也要留作忠魂来弥补。
这首诗是杨继盛临刑前所作,原诗没有题目,诗题是后人代拟的。作者为揭发奸相严嵩被处死,诗中表现了忠心报国,至死不变的决心。全诗一气呵成,如吐肝胆,如露心胸,如闻忠诚之灵魂在呼喊,感人肺腑。
上片首先描绘的是一片大好春光。阳光普照下,触目所及处,园林草木青翠,红花满地。啼声清脆的流莺在人们春游时布置的华丽筵席周围飞来飞去。在这样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中,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出场了。他悠闲地跟随着那些华美的车子,他骑着马儿,尽兴游遍京城郊外大好春光。这位意气丰发的游春少年形象,有可能是天圣九年(1030)进士及第后的词人的写照。
下片中涉及的季节仍然是春天,但与上片好景致、好心情不一样,写的是迟暮之人年华如梦、世事沧桑之感。他一觉醒来后,感受到的是年华有如春梦一般的短促,而且此时,悠悠往事、千般思绪一齐涌上心头。词人把往事想象的空间留给了读者,而以“烟雨满楼山断续”,即主人公此时内心种种愁思外化而形成的景致进一步展现他心情的沉郁。意思就是说主人公此时的心情就如满楼烟雨般凄冷迷乱。词作结尾处描绘的主人公百无聊赖地闲倚栏杆的身影,与下片词情沉重的氛围相映照,再进一步表现主人公的愁绪无法排遣。
这首词采用对比的手法写不同时期的两种春景、两种心情,对比中透露出深沉的人生感慨,颇具深婉之致。
这首小令的题材和趣味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它袒示了早期散曲的“俚曲”的胎记,其所表现出的风趣活泼,也是一目了然的。作者于煞有介事的交代背景后,安排了床上翻身、“压扁沈东阳”的可笑情节,可谓出奇制胜。“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等都是说唱文学中用得烂熟的文字,所谓“强作斯文语”,只要举一则明人模仿元人语言风格所作的《小桃红·西厢百咏》为例,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点:“高烧银烛照红妆,低簇芙蓉帐。倒凤颠鸾那狂荡,喜洋洋,春生翠被翻红浪。”(《雨云欢会》)而“偌长偌大,偌粗偌胖”,那就更是百分之百的通俗口语。这一切诚如徐渭雨《南词叙录》中所说,“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喜剧情节和俚语俗言,可说是元代谐谑性散曲的两大要素。
中国戏剧源于俳优表演,因而带着特有的娱乐性。到了元代的杂剧,仍保留着净、丑的角色,插科打诨也成为元杂剧风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欣赏习惯,对元散曲应当说有直接的影响,致使谑乐也成为散曲的一项审美内容。散曲与杂剧互相间的交互、影响,注意的人不多,却是客观存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