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精悍短小,却神韵无穷,诗题即清晰的点名了写作时间、地点及写作原委。全诗的意境,与王维的散文名篇《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可互相印证。
春夜的竹亭,清新而静谧,轻轻掠过的凉风,吹得竹林飒飒作响,远处偶尔传来断断续续的几声犬吠,隔着夜幕中青葱的林子,划破这夜的安宁。以动衬静,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悄然静谧的春夜图。置身于此情此景之中,诗人的思绪飘飞到了山中隐居时的场景,那山涧西边的简陋小屋,那纵情田园的悠然自得,那份清闲自在的生活情致。次日天一亮,好友钱少府就要辞官隐退、隐居山林了,可惜这一切,诗人也就徒有羡慕之情。
这首诗以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幅生动传神的画面,将诗人的心思无一保留地流露出来。此诗之妙处之一在首句,声音与环境的巧妙结合,以动衬静,细微处着手,渲染出静谧安宁的氛围与意境,让人恍若身临其境。二在末句,借用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采蕨而食的典故,表露出诗人对钱少府轻视官场、隐退而居的赞赏与歆羡,同时也传递出自己渴望早日归隐的希望。
此诗给人以清新美好之感,意境之美油然而现,通过表达对钱少府退而归隐之举的赞赏也表达出诗人渴望归隐之意,韵味悠远。
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
前人对唐代诗人、画家王维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评论。倪瓒的这首曲子描写江南水乡的景色,也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此曲先写深秋季节,江面上飘浮着淡淡的烟霭,江水更加澄彻,好像白练。接着写雪霁初睛,绿蘋红蓼,显现生机。最后道出了作者对当时现状的一丝不满,但不影响对自然美的表达和美好愿望的展现。
一个雪后晴天,一江秋水白练似的向远处平铺舒展,在残雪的映衬下显得分外明亮。水面上淡淡的烟霭似乎还带有一些寒意。天空中征雁数行,飞向南方,似乎勾起了作者的离愁别恨。展眼望去,水边的绿蘋、红蓼参差错落有致,把这幅“秋江雪霁图”点缀得更加素雅,更富有野趣。然而,港汉深处凄清哀怨的吴歌声却又使这明丽的画面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怅惘色彩。一叶小舟荡桨而出,歌声、桨声惊起了滩头休息的白鸥,扑簌簌地飞向远处。
如果说它是一幅图画,那它就是一幅简洁凝炼的山水图。秋水如练,此乃画之空灵飞白处,再烘染于寒烟,则氤氲满纸。此又是画中常用的染晕之法。绘画中有水墨取韵,见笔得骨之说,倪瓒此处正是先求其韵,而后以飞雁“出俏”。而绿𬞟红蓼则于画面中微着色彩,得此一笔,则画面灵活而有生气在江天、雪天的映衬下,此“小景”便更是全图之俏丽处了。而“吴歌荡桨”“白鸥腾空”,则又使静态的图画中显出动感。作者在此未具体描绘吴娃之态,若将其作画观,则此船此桨当微露于绿𬞟之上,隐然于红蓼之中,此又是画家常用的“藏头露尾”之法。整个画面远景、中景、近景层次分明,虚实相生,頗见画家倪瓒的构图匠心。
然此曲毕竟又是“诗”,它又具有诗的魅力。诗中有画固然为佳境,但仅限于此,却还不足,妙处当还在画中有诗。画只能凭视觉去体会,而诗却可以将人之心境妙托字间。此曲以“寒烟”先暗点一笔,以“离愁”表明心绪,而哀歌之声,则非诗不能点出了。为此,此曲就不是一首单纯的写景之作。
但更耐寻味的却是作者心底的思绪。作者并未完全忘情世俗,超脱实心灵深处的幽怨微妙地叩击着他的心弦。“眼底离愁”是什么作者并来明说。倪瓒晚年预感国势将乱,疏散家财而遁迹江湖,其“离愁”也许就是因此而来,也许不限于此,还有更深一层的底蕴。总之,作者一方面把大自然写得那么美,一方面又透露出内心的不平静,完整地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
明末的诗人,生逢异族入侵之时,面临国破家亡的严重威胁,凡有点民族感情的,都该有志可抒,有情可表。然而,怎样下笔成诗,如何抒情达意,却也有高下之分。
怀古诗不同于咏史诗那样歌咏史实或以诗论史,而是重在抒写诗人由古人古事所触发的思想感情,即所谓“言近旨远”。此诗前二句托物言志,以并刀夜鸣写出报国的志向,后二句即景抒倩,从眼中所见易水实景,引出对国事的无限隐忧。全诗运思深沉,情怀激荡,苍凉悲壮,可入司空图《诗品》所言“悲概”一类。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言志二句:“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志由物显,报国的急切愿望由并刀夜鸣来展现,虽壮怀激烈,但不是架空高论,粗犷叫器。将怀古咏史紧密结合时事与胸中报国热忱,是此诗最大的特色。诗人由易水想到古代的英雄荆轲,想到他慷慨赴死的壮举,油然激起自己奋发向上的豪情斗志。
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抒情二句:“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情因景生,忧世忧时之情由所见易水景象引出。诗人借易水兴感,显然是为了说明那些统治者醉生梦死,意志消沉,一味宴安享乐,早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可怜”一词,仿佛是为荆卿惋惜,其实,是为了抒发那种知音难觅、报国无门的愤懑。在荆轲活着的年代,对强敌的怒火,可以“指冠”,可以“嗔目”;诗人却只能用“可怜”来表达英雄失路的悲哀,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由易水故事,想到目前女真入侵,国家危机四伏,却无英雄挺身救国,触动胸中浓郁的懊丧与失望,从而产生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
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这首诗怀古感今,明朗显豁,语言流畅,把对现实政治的强烈抒情融于深沉的咏史之中,洋溢着磊落不平之气。这种忧国忧民、悲壮忧郁的诗格,正是晚明爱国诗作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