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白在流放途中,经过现岳阳巴陵县的时候,遇到当时朝廷御史台(相当于今天的检察院)的裴侍御也在鸭栏驿,于是请李白上坐,送衣,问寒问暖。在李白特别需要外界支持的时候给于了深切的关怀,其他如宰相张镐等都给于了很多帮助。
从诗中可以看到,李白是比较会交际的,关键时刻还是有朋友的援手,同时,也看到当时的人情还真有大唐的气度,不是处在那种墙倒众人推的社会氛围之中。有了这么多朋友的帮助,才有可能在流放三千里的水路走了一年多,沿途都是地方官员招待,这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
词中的女主人公思念着离她而去的远行人,与一般闺怨诗词不同的是,这位远行人不是去求仕、戍边、经商,而是去“游冶”,这就使女主人公处在更为悲惨的境地:相思之苦加上被弃之痛。
词从“绣帏睡起”开端,写了一整天的情况,实际是女主人公在爱人远行后长长一段时间的缩影。看似平淡无奇,却为下文尽情展衍留足余地。“藻井凝尘”言室内凌乱,无心洒扫,“金梯铺鲜”言室外冷落,无人来往,这是写她生活的环境。“寂寞凤楼十二”一句中的“寂寞”二字,可说是对刚才的总结,也是上片的核心。“风絮”二句以反衬的手法写美丽的春景,与“藻井凝尘,金梯铺鲜”形成鲜明的对比。“永日画阑,沉吟独倚"是她一天寂寞生活的概括,突出女主人公无心欣赏美景的心态。“望远行”二句写女主人公登高望远,希望游子会回到自己的身边。春已归却不见远人归影,着一“悄”字,说明女主人公不知几度登高又几度失望,这是寂寞中的希冀与希冀后的失落,失落自然更加重了她的寂寞。
过片换头“凝睇”二字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不是她凝神远望归骑的目光,而是盼望落空后那失神而凝滞的目光,这目光又开启下片抒发内心情愫的一连申行动。她想排遣离愁,但却苦于“无计”;只有拔下头上的金钗换酒,求助于酒醉后的解脱,无奈无聊的自斟自饮反更添愁情以至珠泪涟涟。愁中的醉,醉后的泪,欲昏反醒,欲笑反泪。“待伊游冶归来”五句为女主人公的心理想法,最后她还是寄望于远行人的重归,待那时,要故意换下宽大的衣饰,束紧薄薄的丝裙,让那薄情人看看瘦减的“纤腰”,让他相信我因思念他而变得如此憔悴。此五句虽化用了武则天《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诗意,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思妇恨游子不归,盼游子快归,幻想游子归来之后悲喜交加的心态写的淋漓尽致。
这下片自“凝睇”开端以后,先以“无计”,继之“但……”、“空……”、“争奈……”、“待……”,一连串行动,从纪实写到设想,从行动写到内心,写出了这个女子怨而不怒、徒劳挣扎的整个过程。但这个远行人会不会归来呢?设若他真的归来了,会不会因为女主人公的憔悴而动了怜爱之心从此不再去“游冶”呢?词结束了,女主人公的悲剧却并没有结束。
柳永作为一个男性词人,极真实地写出了被弃的善良弱女子可悲的无助的境遇,这是基于柳永对女性深切的了解和同情。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