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先简要记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揭示了郑庄公两次入侵东周之地，强逼平王立质、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东周王室已然衰微、任人欺凌、委曲求全的历史情状。并由此得出结论，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是不可靠、也不可取的，因为周郑之间并没有诚信之心，又不依“礼”行事，所以双方即使交换了人质，也还是不能够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君子通过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要建立在彼此体谅、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
文章虽然不长，但叙事朴实，议论周严，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文末“君子曰”一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旬，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又风韵悠然。
自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权威早已实际崩溃。但周王及诸侯都没有将此事捅破。周郑交质作为一个可供观测或曰方便标记的事件点而成为周王权威崩溃的标志。《左传》认为周郑交质“无信（已堕落到需靠人质故曰无信）不礼（周郑上下失序故曰不礼）”，是东周“礼崩乐坏”的缩影。
在《周郑交质》中，君子对双方都有责难，但侧重于批评周王室。左丘明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是以礼驭下造成的。周、郑由“交质”到“交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和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决定周、郑双方关系的最终原则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左传》作者不可能揭示周、郑由“交质”到“交恶”的历史本质，但由于作者是“用事实说话”，所以，还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动向。而“用事实说话”，也正是此文的最大特点。至于此文用较多的文字阐发诚信的重要性，那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在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后，就很难看到各诸侯国“要之以礼”并“行之以礼”的事情了。《周郑交质》这篇文章反映了《左传》崇霸贬王思想。全文先讲事实，再进行评论，这是《左传》的典型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引经据典，辞理畅达。对后世史论有极大的影响。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汉乐府民歌的特色，这一特色也充分地体现在这首《满歌行》中。用铺陈的手法，通过对诗人自己的遭遇、志趣、思想、认识的叙述，剖白、刻画了抒情主人公这个远祸晋身、向往隐逸的封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全诗共分为五解。开头一直到“谁当我知”为第一解，写自己乱世逢忧不被人理解的遭遇。踏入仕途没多久，便遇上乱离的世道。家国、自身、前途抱负，各种忧患一起向自己袭来。孤独痛苦，就如同难以治愈的疾病无法摆脱，无人理解。诗人在铺叙的过程中，抓住表现主人公心理活动的细节描写，“遥望极辰，天晓月移”，对深刻地展现人物内心世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解自“戚戚多思虑”到“守此末荣”，倾吐辞官归隐、躬耕陇亩之志。动荡的时局，多变的官场，使诗人对“祸福无形”的仕途生涯充满忧虑和恐惧，以致使他“耿耿殊不宁”，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形。担惊受怕，就为那微爵薄禄，有何不可割舍呢?他要像古代许由一类隐士一样淡泊功名，躬耕陇亩，满足平日愿望，以此来求得内心的平静。
从“暮秋烈风”到“劳心可言”为第三解，写归隐前的思想顾虑。“暮秋烈风”“昔蹈沧海”，诗人借助比喻、象征的手法，形象含蓄地表现归隐时的顾虑。正值暮秋烈风天气，漂泊大海上，心潮滚滚，犹如汹涌起伏的海涛一样难以平静。这种艺术手法，令人联想，耐人寻味。“揽衣瞻夜，北斗阑干”，既是对诗人动作的具体描写，又是对诗人心理活动的剖析。诗人内心忧虑，夜不能寐，揽衣出户星斗。银河照着诗人，使他辞官归隐，不再忧虑。奉养父母双亲，使心劳累何待言。
第四解自“穷达天为”到“名垂千秋”，集中抒发安贫乐道的思想感情。诗人面对战祸遍地的社会无能为力，但却不甘心，又要达到内心平衡，只好借助于“天命”，再加上颇具“圣名”的先行者，为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寻找堂皇的理由。他认为一个人处境的穷困和通达是由天决定的，因此明白穷达之理的“智者”就不会因处境困顿而犯愁。虽知躬耕之劳辛苦，但“身虽多为”，而“心自少忧”。“安贫乐道”以下六句，明确指出“安贫乐道”的主张，并且把庄周和子遐奉为榜样，要像他们那样处世。
第五解从“饮酒歌舞”至篇末，写如何处世，才能长寿。这一解，诗人主要以议论的方式，抒写了人生在世如“凿石见火”，应及时行乐，修身养性，以保长寿，抒写了消极悲观的远祸晋身的处世态度。
强烈的现实主义内容，对人生态度自然直率的表达是这首诗的一大特色。语言精练，富有理趣。无意塑造形象，但一个封建士大夫、忠臣、孝子、隐士的形象却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