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以连横说秦》颇能代表《战国策》的风格,与《左传》文风迥异。《左传》凝练,言简意赅;《国策》舒放,铺陈夸张。《左传》深沉含蓄,耐人寻味;《国策》则驰辩骋说,富于气势。此外,本文在语言方面还大量使用排偶句,渲染气氛,使文气贯通,气势奔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充分显示了纵横家的风格。
善于选取典型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形象,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它并没有全面地叙写苏秦的一生,而是选取赴秦受挫、发愤读书、游说赵王、位极人臣以及家人前倨后卑几个典型情节,构成大悲大喜、冷热悬殊的曲折故事,描绘这位著名纵横家的独特经历与个性。
在谋篇构思上,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来描写人物,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其一,说秦说赵的鲜明对比:游说秦王,驰辩骋说,引古论今,高谈阔论,颇显辩士的口若悬河之才,结果却是“书十上,而说不行”。游说赵王,则隐其辞锋,简言“抵掌而谈”,正面浓墨重彩地描写他受封拜相后的尊宠。其二,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的对比之外,是家人态度的前后对比:说秦不成,家人冷落至极;在赵尊宠,家人礼遇有加。其三,苏秦自身的形象与心态的对比:说秦失败后的穷困潦倒的形象与失意羞愧的心境,说赵成功后,以卿相之尊,“炫煌于道”的威仪与得意忘形的心态,栩栩如生。“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一语道出纵横家们人生追求的肺腑之言。昨天还是“穷巷掘门、桑户栳枢”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暴富暴贵。
本文记载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发迹的经过。他最初主张连横,想帮助秦国攻打六国,秦惠王不用他,他就转而主张合纵,造成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全文叙事层次清晰,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苏秦游说秦王失败。苏秦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过认真的研究,也知道秦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因而投其所好,强调用战争统一天下。然而,由于秦国内部的矛盾,秦王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第二部分写苏秦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经过。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以后,穷困潦倒,狼狈不堪,饱尝炎凉世态,这反而强化了他追求功名富贵的决心。他刻苦读书,引锥刺股,终于得到谋略,使合纵成功,以致秦国十多年不敢出兵。
文中使用对比手法来描写人物,十分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通过苏秦的几段说辞,读书时的自白,以及先颓废后得意的情态细节描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刻苦好学、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策士形象。但字里行间又流露了更隽永的意味。比如,文末作者高度赞扬了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这和文章第一部分中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反复阐述用战争统一天下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说明了苏秦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再如,游说秦王失败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弊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而后回去下苦功,“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前后文的不同表现也足以反映其利欲熏心、投机取巧的政客本性。对比的手法不但用于塑造人物,还用于反映当时的庸俗世态。苏秦失意归家,妻目中无夫,不下织布机,嫂目中无叔,不为炊,父母目中无子,不与言;而苏秦得志归家,这些至亲之人全然另一副嘴脸,父母隆重远迎,妻子不敢仰视正听,嫂子则匍匐拜谢。这里通过对比,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了世态炎凉。作者还善于运用夸张铺陈手法和排比错综句式来体现纵横家谈笑风生、纵论横议的风格。如开篇部分,为了迎合秦王,分别从东西南北分叙秦的农桑猎牧、山岭关塞,又合写田肥民富、车多卒众,使文章气势奔放,辞意飞扬。再如批评“今之嗣主”,连续以六个三字排比句直逼惠王,有不可挡之势。
这首诗由夜游、昼游及感受三部分组成,每部分各占六句。按游览的时间顺序说,是昼游在先,夜游在后,而诗中却将夜游部分置于昼游之前。诗的首二句即从日暮写起,言暮时继续行游,至月夜而泛舟江上。次二句写水面如镜,风波不起。上有月光清朗,下有微波荡漾,水天一色,交相辉映,浸淫在一派闲静轻柔的氛围之中。而“沫”、“涉”二字又透出游者的情态,二字以工整的对仗,表现了主人公在江上纵情嬉戏的欢快情趣。五、六两句写夜行所见的奇异景色以应题。这两句以“竦”字描摹巨石的突起耸立之状,以“倒”字形容飞瀑的倾泻直下之势,仿佛石破天惊,蔚成壮观。以上六句,写出了夜游由陆路到水行,最后抵达目的地的全过程,而所见江水的平静和三山两溪的奇崛又情味迥异,生动地再现了景观的不同风神,可谓摇曳生姿。
“亦既穷登陟”以下六句,以倒叙笔法追忆昼游的所见之景。登山眺览,惟见一片莽莽苍苍的景象。“荒蔼”句为总写,概括了幽僻深杳的总体印象;“窥岩”和“披林”两句则分写山高、林密。重岩叠嶂、树林茂密,以至连天日都仿佛被遮蔽不见了。这里是用夸饰的手法极写环境之艰险,以为下文的张本。接下来“阳乌”两句,为记忆中的白昼游程摄下最后一个镜头:行者披着夕阳的余晖,正在幽深的竹林之中穿越而行。这两句中的“尚倾翰”、“未为邅”,与上两句的“不睹景”、“岂见天”似相牴牾,其实一为记实,一为描写,盖因用笔虚实之不同也。这六句从登山写到返程,最后以“阳乌倾翰”回顾照应到诗的首句,遂以“日垂”为契机,把昼游和夜游、山行和水行连成一气。全诗的写景纪游部分以后一段行程的起点发端,以前一段行程的终点收煞,拦腰说起,首尾承接,不仅使整个纪游部分显得神固气完,而且也使诗的章法布置别开生面,颇有奇观意外之妙。
诗的最后六句抒写感受。诗人由此番登陟的亲身经历,联想到巢居穴处的岩栖之难。巢穴的不蔽风雨固然可忧,然而更可忧的,是没有可以一吐衷肠的知己。这里或指诗人的“方外交”昙隆和法流二法师,这两位友人都是“辞恩爱,弃妻子,轻举入山”而作“高栖之游”的。诗人在《山居赋》中曾说:“苦节之僧,明发怀抱。……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意谓:朋友相得之欢,一日胜似一千年。志同道合的朋友总是相见恨晚,此日如能同游,应该是十分欢欣雀跃。谢灵运在其吟咏石门的篇什中,每多抒写寂寞之感,如“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等。此诗亦然。诗中的感受既是在登山过程中直接触发的,因而诗人将昼游部分移后,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只有如此才便于使情景相关处连成一体,而避免了将情与景截分两橛的弊病。这种在章法布局上的缜密用意,正是大谢诗惨淡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
按传统说法,《诗经》是配乐舞的歌词,即诗乐舞三位一体。王国维曾怀疑这一说法,但他撰《周大武乐章考》研究《大武》的歌辞时还是按这一原则进行的,即认为《大武》六成有诗六篇。据《毛诗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的说明,与《大武》有关的诗为《武》、《酌》,又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数语,提及《大武》中诗有《武》、《赉》、《桓》。这样,六篇就确定了四篇。王国维又根据《周颂》末四篇的排列顺序,认为《般》诗为其中一篇。又据《礼记·祭统》“舞莫重于《武宿夜》”一语,推断还有一篇诗,其中有“宿夜”一词,“宿夜”即“夙夜”,他认为《昊天有成命》即《武宿夜》,当为《大武》之第一篇歌诗,以下依次为《武》、《酌》、《桓》、《赉》、《般》。后经冯沅君、陆侃如,尤其是高亨的详细考辨,断定《大武》第一篇当为《我将》(详见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一文),并重新排列了后四成歌诗的次序。于是,《大武》六成的六篇诗的排列次序确定为:《我将》、《武》、《赉》、《般》、《酌》、《桓》。
《周颂·我将》诗始言奉献牺牲于天帝,祈求天帝保佑。据《乐记》,《大武》一成象征武王出征,周人出征,必先祭祀天帝,求得天帝的保佑,此诗的首三句说的就是这事。次言继承文王之遗志,以求“日靖四方”,也就是统一并安定天下。文王时代,伐犬戎,伐密须,伐耆,伐邘,伐崇,文王殁后,武王欲完成文王未竟事业,伐纣克商,追思文王创业之功,深觉当遵循文王行之有效的种种法典。末言夙夜“畏天之威”,是说自己日夜不忘天帝和文王之命,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早日安定天下。对武王而言,天命和文王之典是一致的,文王的遗志也就是“天威”(天命之威)。这就是此诗把祭祀文王和祷告上天合而为一的缘故。全诗自始至终,都用第一人称的口气,即周武王出兵之前向父亲的神灵和上天陈述出兵的目的,并祈求保佑。其语言质朴,充满敬畏之情。
柳子厚与刘梦得在公元793年(贞元九年)同为赐进士及第,踏上仕途,二十多年来,肝胆相照,取长补短,是中唐文坛上的“双星”。孙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评传》中 写道:“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是一代差可与柳宗元比肩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二人交谊终身不渝,在政治斗争中同进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论上互有影响,在文学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学习。”从步入仕途到“永贞革新”,从革新失败到被贬谪,从奉旨返京到再度远谪,他们始终患难与共。永州十年,二人交谊最密切,通讯最频繁。公元815年(元和十年)旧历二月,二人作为“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分别从永州、朗州回到长安,满以为劫难已过,对前途充满希望和幻想,谁知不到一个月,却被外放至更为荒僻的远州任职。是年三月,二人打点行装,携家带口,又一次踏上南下之路。就心态而言,彼此都凄然伤感,二人都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造福桑梓;但朝廷一再疏远,新贵们造谣中伤,其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纵有雄才大略仍无用武之地,因而更加愤懑。柳宗元便有“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的打算,刘禹锡则更低调:“耦耕若便遗身 世,黄发相看万事休”(《答重别》),他们已把功名看淡,悟出东山再起遥不可及的道理。到衡阳后,一人往西南去了柳州,一人向南直奔连州,歧路分手,万语千言,甚为感人。刘梦得形容惜别时的情景为“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分手之后,相互写诗酬答,共六首,其中七律二首,七绝二首,五绝二首,均字字含情,句句有泪,深沉而郁抑,哀伤而悲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为第一首。
首联两句,有回顾,有直面,起伏跌宕,贮泪其中。始“伏”而“起”,旋“起”而又“伏”,短短十四个字,把两位诗人十几年来的坎坷命运集中凝炼地表现了出来,引发读者无穷的联想和遐思:“永贞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们死的死,病的病。两位诗人总算万幸,只是外放而已。但十年时间过的是囚徒般的生活,身心均受伤害。为官乃徒有虚名,治民又力不从心,持家实艰难异常。作者到永州后,老母爱女相继弃世,自己因水土不服而染病在身,所居处所凡四遭火,差点被烧死。名为六品官员,实则“弼马温”而已。故“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足为怪。好不容易等到皇恩浩荡,大赦天下,终于得以与友人在长安相见。“到秦京”为一“起”,心境也稍微好一点。谁知好景不长,到长安不到一个月,圣旨下,又把他们明升暗降地外放至更为荒僻的州郡做刺史,“谁料翻为岭外行”乃再一“伏”。此刻,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海市蜃楼般顷刻之间无影无踪,本是“憔悴”的面容又蒙上厚厚风尘,更显其“憔悴”。这一年柳宗元44岁,刘禹锡45岁,正是为国效力的大好年华,奈何贬谪远州,英雄失路,宁不哀哉。
颔联以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暗点“古道西风瘦马”之意,令人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作者说:想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大军南征到此,叱咤风云,威风八面,战旗猎猎,金鼓声声,似在目入耳,可睹可闻;后人将其铸成石像,立于湘水西岸将军庙前,如巨人翁岭铜像立于咸阳宫门外一般,供人瞻仰,何其光灿。而今他等踏上这条古道,只见将军庙前荒草遍地,断壁残垣,不觉怆然泪下,虽是季春,却有《黍离》之悲。物已如此,人何以堪。想想自己的境遇,看看唐王朝的倾颓,则又平添了几分愁思,多加了一层愤懑。这一联妙在借古讽今,即景抒情。写伏波风采,叹自己身世;描故道荒凉,讽当朝衰微,从而再表“憔悴”之意,可谓一石双鸟,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此联失粘,仓促成章之未暇订正,或竟不以律害辞,不以辞害意。亦见唐人知律而不为律所缚也。
李白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对于柳、刘二人来说,头顶上就不只是一片浮云,而简直是满天乌云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事如幽灵般伴其左右。据传刘梦得“十年憔悴到秦京”以后曾写诗两首嘲讽新贵,其中“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两句讽喻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们不过是他被排挤出长安后才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而“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再游玄都观》)二句则暗刺朝廷政治危机,旧宠新贵们一“花”不如一“花”的现实情况。由于两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新贵们于是大进谗言,一时间风云突变,厄运又至,两位诗人再度遭贬。作者说:老朋友,我们似失之慵疏呀。“慵疏”者,非懒散粗疏也,意谓迂直,坚持操守,固其本性也,无怪乎新贵与你我冰炭不相容。颈联“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妙在正话反说,寓庄于谐,似调侃,类解嘲。言下之意是:倘若我们能违心地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少写几句讥讽的诗文,也不至于再度遭贬南荒吧。
尾联两句,表友情之深厚,叹身世之悲凄,将全诗的感情推向高潮。诗人说:你我即将分路,天各一方,想当年,苏武去国离乡,李陵赠别诗有“临河濯长缨,念别怅悠悠” 两句,我们分路,“怅悠悠”则同,但用不着“临河”取水,这流不尽的泪水便足以濯缨洗冠了——“垂泪千行”,看似乖谬,实则在理。这艺术上的夸张同样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和深沉的思考。彼时彼地的两位诗人,命运坎坷,前途渺茫,可垂泪;生离死别,无缘再见,可垂泪;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可垂泪;新贵弄权,国之日衰,亦可垂泪。即使“垂泪千行”,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悲痛、愤懑、伤感、失落、依恋、忧郁互为交织的复杂感情啊!王勃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劝慰之中,尚有勉励,读之令人胸襟开阔,格调颇高,堪为千古名句;而此诗结句从苏李赠别诗中翻出无穷之意。尾联乃表两个断肠人相别,将国事家事融为一体,可忧可叹,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同样脍炙人口,且有令人潸然泪下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