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论点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较组成。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第二段，论证“天时地利人和”。以设置占天时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为例，比较“天时”于“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说明城小而难守；“环而攻之”说明攻城者攻势强大，占有战斗的主动权；“而不胜”说明攻方失败。战斗会以弱者胜、强者败告终，作者认为攻防之所以敢大军压境，是因为在“天时”上占了优势，但守方可凭借“地利”进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军心涣散，必然失败。这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时不如地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段，论证“地利不如人和”。以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而终不能守为例，比较“地利”与“人和”的轻重。“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多”指明了守方具有优越的“地利”条件，本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结果却“委而去之”，原因就在于内部不“和”，有好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反被虽无“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战胜，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最后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最后一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文章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气势通畅。
《相逢行》一作《相逢狭路间行》，乐府《清调曲》名。也作《长安有狭邪行》。《乐府解题》谓这一曲辞的内容主要写当时富贵人家的奢华排场，含有宣扬之意。第一首诗题下注云：“一云有赠。”有人认为此诗为李白失意于君，托男女以致辞。第二首诗用大写意的旷放手法，勾勒出一种昂扬积极的人格理想。
人们生活在大千世界中，相逢总是免不了的。但是相逢之际有各种各样的情形，或热烈缠绵，或冷漠平淡如路人，或失之交臂，相见恨晚，凡此种种，皆因性格使然。飘逸豪迈的李白自有他独特的性格，与人相见便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如贺知章在长安初见李白便呼为“谪仙人”，立即解金龟换酒相待，可见他的与众不同。
第一首诗就写一种相逢情形。“朝骑五花马，谒帝出银台。”李白朝见大唐天子离开皇宫之后，偶然遭遇了一场艳遇。“秀色谁家子，云车珠箔开。”谁家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坐着香车缓缓而来。“金鞭遥指谁”，是这个少女在告诉他到哪个地方去。“疑从天上来”，体现了李白的个人喜好，他特别喜欢说“天上来”，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天上来的，看到这个少女也说人家是天上来的。“蹙入青绮门，当歌共衔杯。”是说他们一见钟情，就马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欢乐开怀了，多么香艳的美丽相遇啊。“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是形容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好像云中的月亮，李白最宝贵的东西是月亮，碰到一个心仪的美女，就把她也比作月亮。
但是，这场偶然的艳遇在李白的笔下却显得神秘莫测。“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李白此时突然感到很伤心，不知怎么回事，见了一次后就不能再见面了。“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不用开口就知道心里想什么。“胡为守空闺，孤眠愁锦衾。”意谓：为什么一个人苦守空房、孤枕独眠呢？“锦衾与罗帏，缠绵会有时。”让锦衾与罗帏见证，一定有在一起缠绵的机会的。“春风正澹荡，暮雨来何迟。”“春风”代表思春，“暮雨”暗示男女之事。李白是有想法的。“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意思是说：现在我还身强体壮，你也青春美貌，为什么不能巫山云雨呢？“当年失行乐，老去徒伤悲。持此道密意，毋令旷佳期。”李白最后还说：当年没有及时行乐，老了就会徒感悲伤。既然我们都有柔情蜜意，还是再找个机会一起缠绵吧！这与“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千古名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艳遇诗。李白一生爱女人，这也是他能写出《相逢行》这样的艳遇诗的真正原因。
第二首诗写另一种相逢情形。“相逢红尘内，高揖黄金鞭”，“红尘”，有两个意思，一是指闹市街衢的飞尘，代指都市的繁华。另一个意思是指人世或尘世的纠纷和烦恼，是佛家语，如“看破红尘”。这里李白所选择的当是第一个意思，也就是班固《西京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云烟相连”；徐陵《洛阳道》：“绿柳三春暗，红尘百戏多”，以及刘禹锡诗“紫阳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描绘的是春华时节都市的盛况。在李白的一生中，长安的繁华生活一直是他引以为骄傲的回忆，因为他在最高统治者身边形式上“参政”了，那么毕竟在热闹繁华的都市里能够以一个精神与物质都相对自由的面貌出现，“高揖黄金鞭”不啻是光彩的。曾几何时，玄宗赐酒，高力士脱靴，使得李白引以为荣耀，以为文人价值得到了实现。这比“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境遇无疑要舒心。“黄金鞭”指相当身份的装饰，傅縡诗：“本珍白玉灯，因饰黄金鞭。”在这种场合下很有气度地相逢打招呼，那高贵潇洒的举止，不管是李白的体验或其他所见情形，都传达了诗人昂扬奋发的积极入世与参政意识，所谓“平交诸侯”，“不屈己干人”的思想性格，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对功名富贵的醉心。
至于马鞭，常常是李白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工具象征。如《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十一）“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他的“试借”，豪迈俊逸，出语惊人，盖世英雄式的自我形象跃然纸上，与此诗的“高揖黄金鞭”有精神气质上的相通之处。
“万户垂杨里，君家阿那边”，二句渲染一种环境气氛，似是相逢问候的答语：我就住在杨柳重重繁华热闹的街市里啊。宣扬居处的热闹繁华在于映衬主人的富有和高贵，这情景似直又曲，遮蔽中有开阔，很惬意很自豪。“阿那”即“婀娜”，柔顺美好的样子。诗的结尾在垂柳飘拂，余韵萦绕的柔美画面中为相逢后意趣相投的探访留下想象的空间。
这首诗写相逢的一瞬间，或是诗人的自我写照，或是诗人所见，写的都是一种诗人李白式的精神面貌，是全无隐忧的醇酒美人之外的出仕建功的体貌气质，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种神态的某一次情绪外化的大写意。
这首诗表现了苏轼初得赦免诏书时的欣喜之情，抒发了风烛残年、万念俱冷的深沉感慨。
首联写一阵雷雨之后的黄昏时刻，作者独自登高，凭栏远望。古人常以雷霆之怒，霹雳之威喻皇帝的威怒，这里既是写实景，也是以霹雳收威暗喻哲宗去世，徽宗继位，朝政更新。“暮雨”的“暮”，也是含义双关，暗示以前朝政的昏暗；“开”，表现了他对徽宗的幻想，以为朝政从此清明，徽宗刚继位，想清除朝廷的党争，似乎将大有作为，苏轼当时还不可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也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四句几乎可作“霹雳”句的注脚，表现了同样的幻想。对句刻画了诗人凭倚栏槛遥望的神态。出句抒发的是欣喜之情，对句的“独”字则表现出孤寂之感，为尾联作好了铺垫。
颔联写登高所见，既是写眼前实景，又是象征时局。这是全诗最好的一联。夏天雨后多出现虹霓，是眼前实景；但作者不以彩虹入诗，而以暗淡的雌霓入诗，这是有寓意的。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轼得到诏书时，迫害元祐党人的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蔡卞），已受到台谏的排击，“雌霓云端下”正象征了政敌的失势。雄风喻帝王之风，与“庶人之雌风”相对，语出宋玉《风赋》。儋耳四周皆海，雄风来自海上，这既是写海风之快意，又是暗喻内移诏命的降临。
颈联记双喜临门。一是野老之喜，苏轼初到儋州，遇上连年灾害，元符三年（1100年）喜获丰收。苏轼与海南人民休戚与共，野老的喜事就是他的喜事。二是诗人之喜。苏轼谪居海南，无时不盼望北归。就在这年的正月七日，他还感慨说：“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庚辰岁人日作》）贾让是汉哀帝时人，曾上治河三策，其中上策是引黄河北入海。苏轼在元祐年间也多次提出类似的主张，不被采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再次决堤北流，他的主张得到了应验。虞翻是三国时吴人，因得罪孙权，被长期流放交州。苏轼此时总算“赦虞翻”，赦书已到，逐下即将北归，他的心里十分高兴。
尾联写以后的打算，说年事已高，只要能吃饱饭，有栖身之地，就再无奢求了。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有“但使残年饱吃饭”语，上句即用其意。《庄子·秋水》载坎井之蛙语：“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庄子是讥井蛙的浅薄，但后人却以“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表现“轻天下，细万物”的隐逸思想（陆云《逸民赋序》）。苏轼的用法与此相同。他晚年思想很矛盾，由于政治上一再遭受打击，经常发出“心似已灰之木”（《自题金山画像》）一类的感慨。但其思想深处仍是“报国心犹在”（《望湖亭》），“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诗的末句虽略赚消沉，但全诗的基调清雄慷慨，颇具浩然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