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书只写鸳鸯。却应无奈愁肠。安得一双飞去，春风芳草池塘。
学书只写鸳鸯。却应无奈愁肠。安得一双飞去，春风芳草池塘。
这首诗首句先写长檠，以宾写主，以长檠无用托短檠有用；接四句逐步深入，写短檠可以近床裁衣，寄远怀人；又接六句，写短檠可以提置案前，攻书习文，射策取第；最后以长檠高张，短檠被弃为慨，惊叹世态炎凉。此诗全用比兴，构思巧妙，结制缜密；是立意好，兴趣深，写法奇，一脉贯通的好诗。
诗中“八尺长檠”（豪华高灯）与二尺短檠”（太学生所用小灯）的对比，诗首尾俱咏此。开首就道“长檠八尺空自长，短檠二尺便且光”，联系诗“一朝富贵还自恣，长檠高张照珠翠”句，可知“空自长”指富贵人家恣纵淫乐的空虚生活。诗人否定这种生活，“吁嗟世事无不然”！可叹世上苦心追求这种生活的人还有的是。所以诗人觉得有必要对学生来一番剖析，应以“短檠二尺便且光”自豪，傲对“长檠八尺空自长”。自甘淡泊勤奋，而且非仅一时，而是一世。长短灯檠是一种人生态度的对比象征。
中间部分自“黄帘绿幕朱户闭”至“看书到晓哪能眠”共十句，写太学生挑灯苦读彻夜不眠。已是深秋季节，因为路途遥远，家中寄来的冬衣尚未到，只好忍耐这严寒。诗中特写一位“东鲁儒生”，可能是韩愈所赏识的勤奋好学而多才的年轻人，来国子监就读准备应礼部会试。他与短灯檠为伴， “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二十岁就已经白了头发。
“此时提携当案前，看书到晓那能眠”？将短灯移近，又是写又是读，奋战不已。看着这有为的青年，韩愈赞赏同情，又不免有点隐忧，怕青年一旦飞黄腾达便抛弃了艰苦勤奋的好作风。所以末四句便特别提醒青年人：永远别忘了墙角的二尺短灯檠。
韩愈这个时候已经年逾不惑，已走了人生的大半路程。此次由职方员外郎重调国子博士，乃是降低职位，但他心无怨尤烦躁之情，读此《短灯檠歌》可知。一位忠诚职守的老师、甘为学生照明路途的“短灯檠”的形容跃然纸上。大言之，“短灯檠”精神可说是韩的一种人生志向，非仅为对青年的期望。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这是一首描写江南山水风光的写景诗，又是一首典型的旅游诗，作于诗人宦游途中，写行旅中偶遇之景色。诗中热情赞颂了稚川山水风光的优美，并巧妙抒写了思乡之情。
一二句，描画“行人”傍晚小憩于茅亭的所见，也是对稚JII山水的点染。作为一个赶路的宦游人，在“五月”仲夏的暑热中整日跋涉，直到傍晚才突然发现一个“松下茅亭”，岂不喜出望外；憩息亭中，只感到清幽的凉意阵阵拂来，又怎不感到痛快。再纵目远眺，那江中汀洲的白沙，那云烟缭绕的绿树，在暮色映照下显得一片苍茫。上句从小处下笔，工笔描画；下句从大处着眼，泼墨涂染。前后相映，构成一幅意境淡远的松亭晚眺图，含蕴着稚川山水给予异乡“行人”的快感和美感。
三四两句，抒发“行人”于松亭晚眺之中突然唤起的一种油然而生的乡情，实际也在表达对于稚川山水的盛赞。“行人无限秋风思”，是稚川山水给予“行人”的一种无可名状的感发。“行人”二字，在此点出，补明上两句均是“行人”眼中之所见；“秋风思”代指乡愁归思，唤起诗人对故乡一切熟悉亲爱的事物的深切忆念。
此诗的妙处不在于它写出一种较为普遍的思想感情，而在于它写出了这种思想感情独特的发生过程，从而传达出一种特殊的生活况味，耐人含咏。
这首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六句写“大风”。一二句借佛图澄事言大风将至。佛图澄借铃语来说吉凶，苏轼借铃语来说风兆。第二句是铃语的内容。颠风即狂风，杜甫有“晓来急雨春风颠”句（《逼侧行赠毕曜》）。三至六句写风势。“朝来”应“明日”，写铃语应验，行文扣得很紧。风无形，故借浪以状风大：白浪打着苍崖，又从苍崖倒射于船上轩窗，像雨点般洒在船上。“打”、“射”、“飞”三字，把无形的风写得有声有形，可触可感。“轩窗”已写到船，五六句通过集中写船进一步写风势。大船不敢过，小船任掀舞，通过一大一小，极写风浪的险恶。
后六句写人，写他们一行因风浪太大被迫“留金山两日”。七八句写他自己的态度：“赶到湖州去也没有什么事，在这里逗留几天也没有什么不好，蛟龙掀起汹涌的怒涛难不倒我。”这是一种随缘自适的态度。九、十句写妻孥童仆的态度。他们想快点到湖州，如果“无事久留”，定会受到责怪，此时是因风而留，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最后两句是写灊山道人的态度。苏轼这次由徐州赴湖州，曾先到南都（商丘）看望弟弟苏辙，然后才南下，“至高邮，见太虚（秦观）、参寥，遂载与俱。”（苏轼《跋秦太虚题名记》）可见这时参寥也在船上。后两句说，尽管风浪正掀打着船舱，参寥却正专心地倾听金山寺的木鱼声。反映了僧人不以风浪为意的镇定态度。
此诗前半写景，有声有色；后半写人，风趣幽默。“得行固愿留不恶”（《泗州僧伽塔》），全诗正表现了苏轼这种随缘自适、不以风浪为怀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