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讽刺东汉末年权臣董卓的民谣。
起首两句“承乐世”,“游四郭”,写董卓生於承平安乐的时代,由此他能够飞黄腾达,悠游四郭,而无所顾忌。暗指董卓拥有重兵,所以没有顾忌。接下去“蒙天恩”,“带金紫”两句,指董卓由于得到了皇帝的恩宠与信任,所以能够佩带金印紫绶、富贵显达。下面两句“行谢恩”、“整车骑”,主要写董卓曾以罪被免职,但是皇帝很快赦免了他,并授予他前将军,并州牧,又迁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虎贲,更封郿侯,车马成群结队,显赫一世,耀武扬威。同时也蕴寓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时,车马浩浩荡荡的意思。前六句是此诗的第一层,主要写董卓的发迹和显赫,也含有对汉桓帝、灵帝、献帝信任奸佞董卓的讽刺与揭露。
诗的后七句为第二层。“垂欲发”,“与中辞”,写董卓由于被袁绍、孙坚讨伐,决定迁都长安,抛弃了东汉都城洛阳。以下五句“出西门"、“瞻宫殿"、“望京城"、“日夜绝’’、“心摧伤”则主要写洛阳人民被董卓虏掠往长安的忧苦心情。《后汉书·董卓列传》载:“于是尽徒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连圭苑中,恶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这一层说京城百姓即将辞别洛阳,被驱赶到长安去,心思沉重。出了西门,回望洛阳的官殿城苑,已经废毁不堪,到处残垣断壁,墙颓宫倾,人烟尽绝,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人们没日没夜被驱赶着行路,心里极度的悲伤。最后一句“心摧伤”,如按照《汉书·五行志》所说,似乎应指人们对董卓终被灭族下场的悲伤,其实不然。因为“董恩歌”主要是讽刺董卓从洛阳恩到长安这件事的,且董卓活着时,就因发现了这首歌谣而被牵连受害的有千数人,董卓还曾将“董恩”二字改为“董安”,说明董卓在世时,此歌已广泛流传。且京都人们对董卓早已深恶痛绝,对他的死自是拍手称快的,绝不会感到悲伤。所以这是从洛阳被迁到长安的人们,在路上遭受驱赶和抢掠、颠沛饥饿,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怆哀歌。
这首诗借菊花的遭遇,抒发自己惋惜之情。在唐宋时代,九月十日被称为“小重阳”,诗人从这一角度入手,说菊花在大小重阳两天内连续遇到人们的登高、宴饮,两次遭到采撷,所以有“太苦”的抱怨之言。
作者以醉浇愁,朦胧中,仿佛看到菊花也在嘲笑他这个朝廷“逐臣”,他痛苦地发问:菊花为什么要遭到“两重阳”的重创?对于赏菊的人们来说,重阳节的欢乐情绪言犹未尽,所以九月十日还要继续宴饮;但菊花作为一种生命的个体,却要忍受两遭采撷之苦。诗人以其极为敏感、幽微的灵秀之心,站在菊花的立场上,发现了这一诗意的空间。实际上,诗人是借菊花之苦来寄托自己内心的极度苦闷。借叹菊花,而感慨自己被馋离京、流放夜郎的坎坷与不幸,正见其愁怀难以排解。此诗语虽平淡,内涵却十分深沉。主要表现了作者一生屡遭挫败和打击,而在节日里所引发的忧伤情绪。
上片写词人刚刚病愈,身体尚瘦损虚弱,夜晚登上望湖楼。“多病休文都瘦损,不堪金带垂腰。”因为梁朝文学家沈约体弱多病,这里词人以休文自比,说自己已衰弱到连垂腰的金带都不堪佩系了。金带是指翰林学士服饰,故此时词人正穿着官服登楼,其腰间佩系着金带服饰。这两句埋下后面心境变化的依据。“望湖楼上暗香飘。和风春弄袖,明月夜闻箫。”这是词人在楼上所见所闻,词人大病初愈登高望远,顿感浑身轻快惬意,精神为之抖擞。
下片则转入了心绪孤寂的抒发。“酒醒梦回清漏永,隐床无限更潮。”这两句写词人在望湖楼上与友人同僚对月畅饮,酒醒梦回,听见漏壶的声响,感到床上潮湿。其实,漏壶滴水,与卧床潮湿并无干系,这是一种艺术通感描写,听觉与感觉的相互贯通,却真实而生动地透露出词人此时此地的心绪顿然不适。于是,词人一阵孤寂感霎时涌上心头:“佳人不见董娇饶,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可怜宵”,指可爱、可惜的夜宵。词章显示出词人此时的虚度光阴的哀怨心境,词人似乎感到心绪不定,前途未卜,而与词首的“多病瘦损”处境相互关含。结尾三句,实推衍出词人这位孤寂老人,正在人生旅途上疲惫衰弱地行进着。故词中的“徘徊”、“空度”,应是全词的词眼。
全词的妙处在于含蓄蕴藉、藏锋不露,给人以种种联想的启迪。词中的花丛暗香、和煦春风、皓月当空、箫声悠扬,组合成一幅清丽的春夜图。如此美景,引发出词人虚度光阴的感叹。词人的仕途坎坷、环境乖赛、人事艰险、国事日非等种种心理悲哀,正仍在脑海中索绕。这些心理悲哀,词人并没有正面标出,却通过“酒醒梦回清漏永、隐床无限更潮”及“佳人不见董娇饶,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等空寂画面委婉透出,艺术手法高超。